今年清明回老家上坟祭祖，在往坟地去的路上，经过一个苹果园，苹果园旁边有一个低矮的小房子。我们已经走过，忽然一个女人从那低矮的小房子里一边喊着我的乳名，一边奔过来。

　　惊回首，奥，这是我的“葡萄嫂子”。她用她那黑瘦的双手紧紧拉着我，问我啥时候从北京回来？媳妇回来没？女儿学上完没？你咋头发也白了呢？你妈妈现在身体咋样？一连串的问话，透着亲热，还有点迫不及待，生怕我听不完她的话就忽然消失了似的。

　　我看看那个低矮的房子，问，现在苹果树上没有苹果呀，还用你住在这里看护？听我这么问，她脸色稍稍沉了一下，说，哪里，我长年就住在这里。

　　我探头一看屋子里没有人，就问，我培哥呢？因为我的培哥是个高位截瘫的人。

　　她漠然的笑笑，你那苦命的培哥罪已受到头了，走了。我和你培哥都感谢你给他弄的那个轮椅，使他能到处转悠，多活几年，也少受不少罪。我也少受累，不用背他。

　　孩子们都还好吧？

　　两个儿子都成家了，也分家单过了。女儿出嫁了。

　　你一个人住这里？

　　嗯，招呼个苹果园。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看着她满脸的沧桑和依然结实的身板，我一时有点冲动，想拥抱一下我这位苦命而坚强的嫂子、想掏出身上所有的钱给她。但我什么也没做，因为我知道她的秉性。

　　葡萄嫂子是我们家几竿子才能打得着的本家培哥的媳妇。嫁到我们村子时，我还是个真正的光屁股孩子。记得是个夏天，我可能就三五岁的样子，天热也就全身一丝不挂。看见娶亲的队伍进村，就追着喊着：新媳妇，拉胡胡，屁股吊个大萝卜。

　　那是我唯一看见高头大马、披红戴花的娶亲场面，也是唯一看过的凤冠霞披的新娘子。我那时只顾在人群里钻来钻去，瞎闹腾，只记得当初大人们看到新娘子时，说，大眼睛，好身板。别的就都不记得了。

　　结婚五年，葡萄嫂子就为我的培哥生下两男一女。村里人说，好厉害，怪不得名字叫葡萄，真的跟葡萄一样，一生一大串啊！

　　可惜，人有旦夕祸福。生产队在开挖窑洞时，我那身强力壮的培哥冲锋在前，偏偏就遇上了塌方。培哥被埋在了土里。等抢救出来时，从胸部以下已经截瘫了。

　　那时，葡萄嫂子才23岁。对她的打击有多大，我不知道。但依稀记得培哥当时不想活了，总是在没人在身旁时搞自杀。大人们都说是葡萄嫂子劝说才打消了他的自杀念头。

　　后来，我就常常看见，葡萄嫂子背着培哥到院外门口乘凉，聚会，侃大山。吃饭也是葡萄嫂子端出来递到手上，吃完再把碗筷取回家。村里放电影，葡萄嫂子就拉个架子车，把孩子和培哥一起拉到放映场，一家人就坐在架子车上看。临近村子有放电影的，葡萄嫂子也照样用架子车拉着培哥去看。当她拉着架子车走过时，我曾经听到村里的媳妇们窃窃私语：瞧那残废样儿，倒比大爷还享福，外村放个电影，好好的人都不去看，他媳妇还费劲费事地拉他去看。那媳妇不知图个啥？年纪轻轻的就这样活寡一辈子？

　　那时集体生产，什么都要靠工分。葡萄嫂子出勤出工是最积极的，几乎所有农活她都会干，而且干得还漂亮，就是生产队里那些爷们儿，也都佩服葡萄嫂子活儿干的好。

　　但一家五口，生活还是很艰难。因为队里分的粮食不够吃。葡萄嫂子就开始偷偷做点小生意，贴补家用。比如，糊一些纸灯笼去卖。虽然那时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但她家的情况没有人好意思去“割”。她倒算平安地偷偷做着资本主义的小生意。

　　寡妇门前是非多。葡萄嫂子深恐被人误解，再苦再难都不接受任何人的帮助，更别说去求人。曾有一个村里的老太太背后说了一句葡萄嫂子的“闲话”，葡萄嫂子知道后，她大闹一场，硬是拿着大便抹到那个老太太嘴上。

　　我上高中时，学校里有个物理老师，是个名牌大学无线电专业毕业的高材生。教课之余，自己组装一个录音机。经常录制播放一些当时难得听到的歌曲和戏曲。我们都觉得很神气。爸爸也在这个学校教书，春节时就借了那台录音机拿回家，好让爷爷奶奶们也享乐享乐。

　　春节那几天，我们家门庭若市，村里的人陆陆续续都跑来我家听这个戏匣子。我和哥哥成了义务播放员，不停的倒带子，装带子，调音响。到了正月初四，葡萄嫂子来我家，吞吞吐吐说，你培哥想听这个戏匣子，你们能不能搬到我家放一会儿？可以可以，快去快去，父亲一迭声地催我们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