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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获普利策奖华人:国内教育划分太细,给年轻人很大约束(图)

2019-02-05 10:35 来源:互联网综合 编辑:WBYUN

刘香成

 

刘香成


  “没有工作经验,就去教课了,没当过新闻记者,也可以去教新闻。这个问题很严重,尤其是人文学科。”

  8月17日,美国《时代》周刊首位被派驻中国的记者、“普利策奖”获得者刘香成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国内教育体系中,留校当老师的比例过大了。

  刘香成还告诉澎湃新闻,国内教育喜欢把事情说得很细很细,有人会希望在某个细分领域成为权威,做到最好,“但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为什么要划分地这么清楚而不让学生自己去思想,我们的教育有时候带给年轻人很大的约束”。

  当日,在上海中学大礼堂,刘香成为300多位参加2015哈佛峰会(HSYLC)的高中生奉献他的摄影作品与人生经历。

  唯一获“普利策”的华人:我对人感兴趣

  “用西方的眼睛,怀着中国人的感情来看中国。”一位评论家如此描述刘香成。

  64岁的刘香成是著名的美籍华人摄影家,迈入21世纪后转型为媒体管理人,曾任美联社记者、《时代》周刊驻华首席摄影师、时代华纳集团中国首席代表、新闻集团常务副总裁。

  1979年加入美联社后,他的脚步驻留过北京、洛杉矶、新德里、首尔、莫斯科等20世纪后半期几乎所有的热点地区。他不仅关注上世纪80年代中国蓬勃的经济改革,也经历过阿富汗撤军、斯里兰卡宗教冲突,报道过印度总理遇刺、韩国民主运动,见证了前苏联的解体。

  1991年12月25日晚的克里姆林宫,刘香成是全球媒体唯一入场的摄影记者。就在戈尔巴乔宣布苏联解体后扔出讲稿的一瞬间,刘香成按动快门,记录下了一个时代的终结。第二年,凭借对苏联解体的杰出报道,刘香成与同事一起荣膺“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成为迄今唯一获得“普利策”的华人。

  “见证社会制度的变革,用摄影语言来描述权力的争斗,富人的骄恣,穷人的自尊,看他们爱的人,看受苦的人的表情,从日常生活中去被生活的内容启发,感动。从摄影的瞬间去表现我们各自的存在。”一头飘逸银发的刘香成站在讲台上,细细讲述他半生的所思所闻。

  “你看到什么,决定报道什么,是由你的思想和准备功课所影响的。”刘香成给同学们举了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法国总统戴高乐去世时,6位世界知名的摄影记者去拍摄葬礼,“他们六个人爬上同一棵树,吊在不同的树枝上,但结果六位大师拍出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图片”。

  刘香成的代表作《中国:1976-1983》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最初时期的光影。不管是身居高位的领袖还是普通百姓,充满“现场感”的照片浓缩了现代政治历史上宏大又细微的点滴。

  展示这部分照片时,他介绍,1976年,自己看到毛泽东去世的新闻后立即从巴黎来到中国。从人们的肢体表现、脸孔和看着他的眼神中体会到一种深奥的改变,“突然,我觉得,中国的一个新的时代可能到来了。如果我没有回到福建念小学,没有在英国式的制度中观察香港,又在纽约待了近十年,我不一定会用后来的眼光看待中国。”

  影集中,一张照片记录了中国恢复高考后,有学生因家里电力不足,在天安门广场借着灯光学习的情景。“我趴在这些孩子的前面,天很黑,我也不知道应该曝光多少时间,我默数,一共23秒。”

  在书里,他写道,“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一再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关于这部影集,刘香成对学生们说,“我希望你看到这杯水不是凉的,也不是热的。”

  “教育不能过于简化,年轻人应该具有大视野”

  浸淫传媒行业多年,接受澎湃新闻访问时,刘香成表示,近年来,传媒产业飞速变迁,商业模式也几乎完全转变。“我觉得中国的媒体还需要长一点的时间,不能推得很快。”

  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刘香成认为,最核心的还是采编队伍的建设和培养。“可能是一个淘汰的过程,现在新闻界的很多人都离开了,但能坚持下来的,可能今后会看到一个不同的媒体环境,从而找到自己的空间。”

  然而,刘香成注意到,中国的学生和专业目的性过强,“任何事都希望立马达成,这是教育的问题。所以,现在的教育改革还是一个比较紧迫的要题”。

  生于香港,在大陆度过童年,16岁又赴美国读大学,接受东西方文化熏陶的刘香成对两者教育思维的不同有着切身感受。

  刘香成说,中国的教育讲究权威、相信名家。比如,一人发表了见解之后就一步步传承下来,少有颠覆或改变,“类似灌输式,也没有什么不好,但老师很少跟学生谈论过程”。而西方注重横向思维(lateral thinking),提倡自主思考,在意每一个情节的拓展,“所以西方优质大学里很好的老师其实就是提供你一张书单,介绍一门课的方方面面,你看完以后,你再去跟他讨论”。

  “我想我们应该找到这个交点,” 刘香成把左右手的食指交叉,在空中比划出一个十字,“把两种方式结合起来。”

  刘香成还提出,长期以来,国内的教育体系中,留校当老师的比例过大。“没有工作经验,就去教课了,没当过新闻记者,也可以去教新闻。这个问题很严重,尤其是人文学科。”

  此外,过于专注细枝末节,缺乏开阔的大视野以及教育过于简化(over simplification),也是让刘香成担忧的两个问题。

  中国是人口大国,中国人拥有务实的优点,但刘香成指出,务实的另一个极端就是太现实,leave no room for imagination(不留想象空间)。

  “我们的教育喜欢把事情说的很细很细。说到摄影,国内有人总是问我,这是属于新闻摄影,艺术摄影,还是纪实摄影?我一直说,我是对人感兴趣,那么这些所有的小框框就都可以拿走。如果始终执着于这些概念的区分,那你就看不到面前在拍什么了。”

  他告诉澎湃新闻,“我们的教育问题就在这里,有人会希望在某个细分的领域中成为权威,做到最好,但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为什么要划分地这么清楚而不让学生自己去思想,我们的教育有时候带给年轻人很大的约束。”

  刘香成常跟人开玩笑,在中国学生面前画一个圆圈,说这是一个过程,中国学生会想小聪明——从起点沿着圈的直径不是就直接走到对面了,但是日本人会沿着圈,一步一步全部绕完。

  “他肯定没有你这样穿过去快,但是在做的过程中,他了解到整个过程。所以日本人不一定会发明什么,但是能不断改良美国的汽车、西方的电器,做出更好的产品。而中国人速度是快了,但过程就不清楚了。”

  刘香成强调,教育的过于简化,对年轻人积累文化底蕴和历史知识都可能造成不利的影响。

  2011年,纪念辛亥百年时,刘香成主编了一本画册《一九一一》,旨在用影像为辛亥革命做编年史。他发现,中国经常使用‘百年耻辱’或者‘百年沧桑’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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