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成

　　“没有工作经验，就去教课了，没当过新闻记者，也可以去教新闻。这个问题很严重，尤其是人文学科。”

　　8月17日，美国《时代》周刊首位被派驻中国的记者、“普利策奖”获得者刘香成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国内的教育体系中，留校当老师的比例过大了。

　　刘香成还告诉澎湃新闻，国内教育喜欢把事情说得很细很细，有人会希望在某个细分领域成为权威，做到最好，“但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为什么要划分地这么清楚而不让学生自己去思想，我们的教育有时候带给年轻人很大的约束”。

　　当日，在上海中学大礼堂，刘香成为300多位参加2015哈佛峰会（HSYLC）的高中生奉献他的摄影作品与人生经历。

　　唯一获“普利策”的华人：我对人感兴趣

　　“用西方的眼睛，怀着中国人的感情来看中国。”一位评论家如此描述刘香成。

　　64岁的刘香成是著名的美籍华人摄影家，迈入21世纪后转型为媒体管理人，曾任美联社记者、《时代》周刊驻华首席摄影师、时代华纳集团中国首席代表、新闻集团常务副总裁。

　　1979年加入美联社后，他的脚步驻留过北京、洛杉矶、新德里、首尔、莫斯科等20世纪后半期几乎所有的热点地区。他不仅关注上世纪80年代中国蓬勃的经济改革，也经历过阿富汗撤军、斯里兰卡宗教冲突，报道过印度总理遇刺、韩国民主运动，见证了前苏联的解体。

　　1991年12月25日晚的克里姆林宫，刘香成是全球媒体唯一入场的摄影记者。就在戈尔巴乔宣布苏联解体后扔出讲稿的一瞬间，刘香成按动快门，记录下了一个时代的终结。第二年，凭借对苏联解体的杰出报道，刘香成与同事一起荣膺“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成为迄今唯一获得“普利策”的华人。

　　“见证社会制度的变革，用摄影语言来描述权力的争斗，富人的骄恣，穷人的自尊，看他们爱的人，看受苦的人的表情，从日常生活中去被生活的内容启发，感动。从摄影的瞬间去表现我们各自的存在。”一头飘逸银发的刘香成站在讲台上，细细讲述他半生的所思所闻。

　　“你看到什么，决定报道什么，是由你的思想和准备功课所影响的。”刘香成给同学们举了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法国总统戴高乐去世时，6位世界知名的摄影记者去拍摄葬礼，“他们六个人爬上同一棵树，吊在不同的树枝上，但结果六位大师拍出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图片”。

　　刘香成的代表作《中国：1976-1983》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最初时期的光影。不管是身居高位的领袖还是普通百姓，充满“现场感”的照片浓缩了现代政治历史上宏大又细微的点滴。

　　展示这部分照片时，他介绍，1976年，自己看到毛泽东去世的新闻后立即从巴黎来到中国。从人们的肢体表现、脸孔和看着他的眼神中体会到一种深奥的改变，“突然，我觉得，中国的一个新的时代可能到来了。如果我没有回到福建念小学，没有在英国式的制度中观察香港，又在纽约待了近十年，我不一定会用后来的眼光看待中国。”

　　影集中，一张照片记录了中国恢复高考后，有学生因家里电力不足，在天安门广场借着灯光学习的情景。“我趴在这些孩子的前面，天很黑，我也不知道应该曝光多少时间，我默数，一共23秒。”

　　在书里，他写道，“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一再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关于这部影集，刘香成对学生们说，“我希望你看到这杯水不是凉的，也不是热的。”

　　“教育不能过于简化，年轻人应该具有大视野”

　　浸淫传媒行业多年，接受澎湃新闻访问时，刘香成表示，近年来，传媒产业飞速变迁，商业模式也几乎完全转变。“我觉得中国的媒体还需要长一点的时间，不能推得很快。”

　　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刘香成认为，最核心的还是采编队伍的建设和培养。“可能是一个淘汰的过程，现在新闻界的很多人都离开了，但能坚持下来的，可能今后会看到一个不同的媒体环境，从而找到自己的空间。”

　　然而，刘香成注意到，中国的学生和专业目的性过强，“任何事都希望立马达成，这是教育的问题。所以，现在的教育改革还是一个比较紧迫的要题”。

　　生于香港，在大陆度过童年，16岁又赴美国读大学，接受东西方文化熏陶的刘香成对两者教育思维的不同有着切身感受。

　　刘香成说，中国的教育讲究权威、相信名家。比如，一人发表了见解之后就一步步传承下来，少有颠覆或改变，“类似灌输式，也没有什么不好，但老师很少跟学生谈论过程”。而西方注重横向思维（lateral thinking），提倡自主思考，在意每一个情节的拓展,“所以西方优质大学里很好的老师其实就是提供你一张书单，介绍一门课的方方面面，你看完以后，你再去跟他讨论”。

　　“我想我们应该找到这个交点，” 刘香成把左右手的食指交叉，在空中比划出一个十字，“把两种方式结合起来。”

　　刘香成还提出，长期以来，国内的教育体系中，留校当老师的比例过大。“没有工作经验，就去教课了，没当过新闻记者，也可以去教新闻。这个问题很严重，尤其是人文学科。”

　　此外，过于专注细枝末节，缺乏开阔的大视野以及教育过于简化（over simplification），也是让刘香成担忧的两个问题。

　　中国是人口大国，中国人拥有务实的优点，但刘香成指出，务实的另一个极端就是太现实，leave no room for imagination（不留想象空间）。

　　“我们的教育喜欢把事情说的很细很细。说到摄影，国内有人总是问我，这是属于新闻摄影，艺术摄影，还是纪实摄影？我一直说，我是对人感兴趣，那么这些所有的小框框就都可以拿走。如果始终执着于这些概念的区分，那你就看不到面前在拍什么了。”

　　他告诉澎湃新闻，“我们的教育问题就在这里，有人会希望在某个细分的领域中成为权威，做到最好，但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为什么要划分地这么清楚而不让学生自己去思想，我们的教育有时候带给年轻人很大的约束。”

　　刘香成常跟人开玩笑，在中国学生面前画一个圆圈，说这是一个过程，中国学生会想小聪明——从起点沿着圈的直径不是就直接走到对面了，但是日本人会沿着圈，一步一步全部绕完。

　　“他肯定没有你这样穿过去快，但是在做的过程中，他了解到整个过程。所以日本人不一定会发明什么，但是能不断改良美国的汽车、西方的电器，做出更好的产品。而中国人速度是快了，但过程就不清楚了。”

　　刘香成强调，教育的过于简化，对年轻人积累文化底蕴和历史知识都可能造成不利的影响。

　　2011年，纪念辛亥百年时，刘香成主编了一本画册《一九一一》，旨在用影像为辛亥革命做编年史。他发现，中国经常使用‘百年耻辱’或者‘百年沧桑’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