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是一個牽動千家萬戶的話題，也是一道難題。

　　日前，十三屆全國政協第六次雙周協商座談會，政協委員專門圍繞“解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建言獻策，足以說明其重要性。課外負擔過重，壓得孩子氣喘吁吁。15位全國政協委員懷著對國家、對孩子們的誠摯愛心，深入調查研究，剖析問題原因，提出對策建議。

　　頑症，一病多因

　　本次雙周協商會之前，在全國政協副主席盧展工、陳曉光率領下，由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組織的調研組，先后到北京、湖南、安徽等地調研，開了19場座談會，實地考察16所學校和培訓機構，與500多人進行了面對面的交流研討。

　　今年2月，教育部等4部門聯合印發《關於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各地積極落實、摸排整改、開局良好。但委員們仍在調研中發現不少問題。

　　“課外輔導多”是一個頑症。全國基礎教育階段學生校外培訓參與率達到47.2%，每周平均5.4小時！根據中國教育學會統計，2016年中國中小學生課外輔導市場規模達8000億元人民幣，參加課外輔導的學生有1.3億人次。

　　委員們介紹說，在很多地方，孩子們走出校門，即被各種培訓機構“領”走，或直接前往各種校外培訓，或趕赴某一培訓機構寫作業。等家長們下班接回家后，孩子們要接著寫輔導班布置的大量作業，直到深夜……

　　“培訓機構亂象”，既是“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的典型症狀，又是“頑症”之源。

　　據了解，一些地方教育培訓機構中，依法取得教育部門辦學許可的不到20%，經工商部門登記的教育咨詢企業60%，未辦理任何手續從事教育培訓的達20%多，潛在的安全、食品、衛生、消防隱患問題令人擔憂。

　　全國政協委員、大連市人民政府副市長、民革遼寧省委主委溫雪瓊說，“產生這些問題，主要是由於部門監督職責不清、法律規定不明，對校外培訓機構資質注冊混亂、‘走商不走教’、打教育咨詢和培訓擦邊球、超范圍經營、超性質營利、超前超綱教學、過度營銷等現象缺乏有效約束，監管存在‘灰色’或‘真空’地帶。”

　　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孫惠玲也指出，“缺乏監管帶來的問題是，培訓機構利用各類營銷宣傳，迎合和制造家長的焦慮，在教學內容上，超前超綱，讓孩子不停地進行‘填鴨式’學習，扼殺了孩子獨立思考能力和良好的學習習慣。”

　　“校外培訓機構的教材管理也是個盲區，眾多校外培訓機構使用的面廣量大的教學用書，基本處於無政策邊界、無審查規范、無教育監管的狀態，產生的負面影響很突出。”全國政協委員、江蘇省錫山高級中學校長唐江澎說。

　　全國政協委員、江西科技師范大學副校長、民革江西省委副主委徐景坤表示，“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的管理一緊一鬆的狀態，也導致了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 

　　改變，為何艱難

　　“誰都認為該減負，減到誰家誰喊疼”。這句感慨說出了“減負之難”和“減負之困”。

　　近年來，國家下大力深化教育教學改革，發展素質教育，減負行動不斷推進。然而卻出現了“校內減負、校外增負”“教師減負、家長增負”等新問題。幾名政協委員表示，中小學生“減負”已從教育問題轉變成社會問題。

　　社會“增負”行為正在抵消校內“減負”成果。各地紛紛出台的“提早放學”“縮短家庭作業時間”等減負新政，在實踐中被扭曲、走樣和變形。校內減少的學習時間，直接被校外培訓佔用。家長三點半無法接孩子放學，無奈也隻能將孩子送進五花八門的培訓機構。

　　為什麼會這樣？

　　家長在喊“難”。有委員在某省調研中發現，35.5%的家長認為減負會影響考試成績。家長們的“成績恐懼”被培訓機構利用。許多課外培訓機構不斷宣稱，“別人都在培訓，就你的孩子沒有”“少一次培訓，少一份機會”“輸掉補習機會就是輸掉人生機會”，強化了家長焦慮，擾亂了教育秩序。

　　學校在喊“困”。如果學生學習時間短了，升學率怎麼保証？教師業績怎麼提升？所以，為達到升學率、優質率，許多學校要求學生每日作業由家長“例行”簽字，教師通過微信內“批評表揚”，將校內教學任務變相推至家庭。於是，畸形競爭壓力進一步傳導，“狼爸、虎媽”成群產生，“減負恐懼”受到激勵，原本良性的“家校共育”模式，也走偏了。

　　培訓機構在喊“冤”。學生、家長、社會有需求，我們滿足這個需求，難道有錯？校外輔導的市場是客觀存在的，為什麼就不能做？校內“吃不飽”，校外就得“加餐”，這難道不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