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的诱因是悼念周总理的规格

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诱因被搞得很复杂，到现在好多人不清楚。我比较清楚或者相当清楚，说完全清楚也不是。

天安门事件的诱因是周总理逝世后悼念的规格。

总理逝世的当天早晨，8341部队的一个同志曾风（音）给我打电话，说总理去世了，现在心情非常沉重，要我马上去医院。我赶到北京医院，这时总理遗体并没有放在太平间，而是放在里面的房子里，正给总理理发、刮脸；这时人还很少，主要是医院工作人员。大家光流眼泪，谁也没说什么话，人不多。后来穿衣服，邓颖超同志到了。从遗体告别到火化，总理都是穿过去喜欢穿的旧衣服，这是邓颖超同志的意见。穿好衣服后送到太平间，我就回来了。

筹备总理追悼会的工作。遗体告别在北京医院太平间，我感到不够规格。我问过总理的秘书周家鼎同志，过去国家领导人遗体告别在哪里？他说在太和殿、劳动人民文化宫。我想应该在比较宽敞些的地方，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和殿啊，或者人民大会堂啊，为什么不可以呢？

后来在追悼总理的问题上，全国各地，大小单位，都想在自己单位设灵堂悼念总理，是群众自发的。但从中央来了一个精神，不让各单位搞，劝阻群众不要在单位设灵堂悼念总理，我们心里不舒服。你在人民大会堂悼念总理，你在北京医院遗体告别，各单位来的人很有限，摊不了几个人，才三四个人，就是几万人也不行啊，北京800多万人哟！你当代表参加了总理追悼会，我呢？群众都想参加总理追悼会，都到北京不可能啊，自己单位设灵堂悼念总理，这不是很好嘛！不晓得是来自中央什么人的指示，很不理解。各单位要设灵堂，可是遭到干涉，干涉来自中央。中央怎么考虑的？为什么在总理逝世的规格上有这个讲究？当时不理解，现在也不理解。毛主席是说了话还是没说话，说了什么话，根本不知道。对毛主席，我当时有这样一个不理解的地方：总理病重时，我没有听说毛主席去探望总理；但是毛主席把他家的沙发送到总理那儿，这个沙发大，让总理坐得舒服些。但没听说毛主席去看望总理，我的印象中没有，要是有我怎么不知道呢？

总理的遗体告别毛主席没去，追悼会毛主席也没去，我感到很不理解，毛主席应该去。陈毅同志去世，在八宝山开追悼会毛主席去了，影响很好。总理病重，也没听说主席去看望过，当时我就很有想法，这是为什么？是毛主席病重吗？说病重，可是总理逝世以后，毛主席还不断接见外宾呢？是多次接见外宾。既然可以接见外宾，为什么不能参加追悼会？不能参加遗体告别？

规格受到限制，是从哪里来的？反正是从中央来的。群众很不满意，不光是北京市的群众不满意，全国人民都不满意这件事。人民群众这个不满一直受到压抑，一直积压着，酝酿着，等着到清明节。清明节一到，群众是一定要搞大规模的悼念总理活动的。

中央要求劝阻群众送花圈

清明节就要到的时候，北京各大单位都在做准备工作。都在准备，准备花圈啊，街上白纸都不好买了，脱销了。各单位群众都在做花圈，花很多钱，群众自己出钱。群众准备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这个地方，举行大规模悼念活动，怀念周总理。各个单位，各个工厂，各级领导与群众的情绪是完全一致的；部队的干部、战士、机关，也是这个情绪；我个人情绪也是这样，感到清明节群众扫墓、悼念总理有什么不好呢？

群众从4月1日就开始陆陆续续送花圈，不是清明节那天才开始，天天不断，越来越多。这时吴德（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倪志福（北京市委第二书记）从政治局开会回来，传达中央精神，要劝阻这件事。吴德召集几个书记，我（当时兼任市委书记处书记）也参加了这个会，书记也不一定全，传达上面的精神，他也没有说中央是哪个讲的，只说中央的精神是劝阻，劝阻群众，不要把规模搞那么大。吴德同志布置，要我召集各口讲话，通过各级党组织布置下去，要各级党组织做工作，劝阻群众不要送花圈到天安门广场，不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

当时我一听很犯难，我说这个会议我不召集，我不讲，你叫倪志福、丁国钰（北京市委常务书记）同志讲吧，一、二、三书记不讲为什么让我讲？你们召集呀，我分管的是政法系统，专管政法啊，拒绝了。吴德没有勉强我，布置丁国钰同志去召开这个会议，让丁国钰去讲。丁国钰同志在这个会议上讲了四条，说总理健在的时候讲过清明节是鬼节，等等。群众对这四条很不满意，抓住丁国钰讲的四条不放，其实哪里是丁国钰的？是上面布置下来的，也不是吴德一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