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的思想理论总包含着对其时代命题的回应，19世纪的英国也是如此。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英国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正是社会问题频发的岁月。工业革命开启了城市之光，却也造成了一系列暗黑弊病：极度的贫困，普遍存在的失业，糟糕的住房和卫生条件，流行疾病的肆虐，以及不完备的教育……贵族与平民、城市商人与进城农民，都无可避免地面临这些难题。而理论家们也在回应具体的政治经济问题之时，展开了自身的理论变迁。正是在这期间，政治哲学思想与社会改革措施之间发生了相当活跃的“化学反应”，富有活力的社会精神氛围孕育着一个时代的政治行动。

　　政治意识形态总是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当时的智识潮流。恰恰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的自由主义理论发生了某种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转向。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家强调自由而非福利、警惕国家的倾向，一批新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开始关注社会改革过程中的共同体和福利问题，不再将国家简单视为需要防范的对象，而是认可其作为积极的社会援助力量。英国政治理论家迈克尔·弗里登将这种不断壮大的思潮称为新型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因其呈现出有异于古典自由主义的视野与面貌。

　　20世纪70年代，弗里登在《新型自由主义：社会改革的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核心命题：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如何从一个处处遭到攻击的垂死信条，蜕变为一套锐意进取的现代化观念。在他写作这本书的时代，英国尚未有太多学者探究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自由主义理念的转型，而政治史学家们的兴趣往往集中于自由党的自由主义政策及其效果之类的命题。尽管弗里登也采用了历史学家的方法，在档案馆的故纸堆中挖掘原始材料，但他想处理的既不是政策实践，也并非孤立的个体思想家——后者的研究范畴往往来自一张公认的“伟大思想家”的标准名单。弗里登真正关注的是作为一种思想模式的自由主义，厘清其在社会脉络下的意识形态本质、发展及延续性。当他将新型自由主义描述为“意识形态”时，并不是一种负面的说法，而是视之为一套中立的概念分析框架，强调概念的多重含义及其组合和互相作用。

　　新型自由主义，不是新自由主义

　　弗里登所说的新型自由主义，显然不同于我们今天熟悉的概念“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后者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实践，包括削弱工会、政府降低干预、社会福利私有化、全面金融化等等，此后这种制度思路在世界舞台上逐渐泛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卫·哈维的代表作之一《新自由主义简史》曾考察了作为流行话语及制度政策的新自由主义，尤其批判了饱受诟病的社会后果，如不稳定的工作状况、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等，但他并未在哲学理论及思想层面处理新自由主义学说的价值。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英国新型自由主义理论面临类似的处境。

　　在弗里登看来，新型自由主义的许多主张和古典自由主义是恰恰相反的，他也不满于今天新自由主义对于自由主义思想的窄化。他在中文版前言写道：新自由主义者（neoliberals，中译本更为准确地译作“新古典自由主义者”）错误地声称他们代表了合法的自由主义版本，而事实上他们篡夺了自由主义之名，并使自由主义的理念和实践变得枯竭。新自由主义强调了自由概念之中挑衅的、夸张的、过度竞争的面向，用狭隘的经济学术语来阐释自由主义对人类理性的理解，而牺牲了自由主义的其他价值，比如宽容、反思性以及对他人的尊重。弗里登甚至认为新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具有更为密切的亲缘关系，因为他们盲目地相信市场的自然秩序，而不承认人类的意志和行动可以改变自身环境以及支配自身的命运——的确，我们现在的新自由主义拥趸的确与19世纪末英国那些为社会改革而热血沸腾的新型自由主义理论家截然不同。

　　中国国内对于自由主义的认知光谱显然是有所偏向的，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检视一种学说在理论及制度实践中被遗忘的部分，对于补齐自己的历史认知拼图无疑是重要的。

　　“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了”

　　在报纸印刷大量普及的19世纪，弗里登从即时性的报刊文章与社会政治著作中发现了丰富的智识启发。弗里登尤为赞许的两份周刊《演讲者》（Speaker）和《国家》（Nation），以及一些知名报刊记者和撰稿人的文章都成为他的重要研究文献。这些理论家及媒体在当时的政治辩论之中传播并革新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反过来也透露出自由主义知识阶层的思想变迁，其中显著的一点便是沾染上了左翼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