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一篇题为《北大留美硕士万字长文， 控诉父母“控制与伤害”》的报道见诸各大媒体平台。该报道的主人公王猛（化名）是四川某地级市的高考理科状元，就读于北大最好的专业之一，后又读了美国排名前五十的大学研究生。但是十二年前，他不再回家过年；六年前，他把父母的电话、QQ和微信拉入了黑名单。他将自己的性格弱点、心理问题以及与家庭决裂的根源归结于父母从小对自己以“爱”和“保护”为名的过度控制。文章发出来后被国内多家新闻网站转载，引起了广泛讨论。很多网友回忆了童年时期亲子互动中存在的类似问题，反思不健康的亲子关系对成年以后性格或行为方式的负面影响。

《三字经》有云：养不教，父之过。家长的职责并不仅仅是提供生理性抚育，更重要的职责是对孩子进行教育和培养，使之拥有良好的道德、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成为能够顺利适应社会生活的独立个体。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教育报家庭教育周刊联合发布的《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2018）》表明，中小学生普遍对父母持有积极的认可和敬爱态度。因此家庭教育，尤其是父母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的发展有十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

四种教养方式

发展心理学家通过“要求”和“回应”两个维度来界定家长的教养方式，前者是指家长通过监督和管教使孩子的行为符合家长要求和社会规范，后者则是指家长通过沟通和满足孩子特定的需要来培养其独立性和自我管理能力。这两个维度按照各自程度强弱进行交叉分类可以得到四种简明的教养方式：权威型、宽容型、专制型和忽视型（图1）。

图1 社会心理学关于教养方式的类型划分

权威型是比较好的教养方式，权威型家长既坚持以较高的要求管教孩子，同时也尊重孩子的个性和独立性，与孩子存在平等且频繁的沟通。宽容型家长与孩子也存在频繁沟通，但他们并不要求孩子服从某种既定的规则，更强调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自我调节。专制型家长对孩子要求严格，且在孩子违背要求时，家长倾向于通过惩罚或强迫的方式要求子女服从，而不是像权威型家长那样通过平等沟通解决。忽视型家长则对子女既没有严格的要求，又缺乏积极的回应和沟通。

笔者尝试通过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收集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2015学年数据考察四种教养方式的占比。问卷询问了初中生家长在孩子的作业和考试、学校表现、交友、穿着打扮、上网时间、看电视时间等六个方面要求严不严格，以此可以界定家长在“要求”维度严格与否；问卷同时询问了家长是否经常与孩子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孩子与朋友的关系、孩子与老师的关系、孩子的心事或烦恼等四个方面话题，以此可以界定家长在“沟通”维度频繁与否。

两个维度相结合可以界定出所有家庭的教养方式，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在当前全国初中学生家长中，大约27%的家长在教养孩子过程中主要表现为权威型或宽容型教养，大约40%的家长主要表现为专制型教养，大约34%的家长主要表现为忽视型教养。

专制型教养与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相比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下的亲子关系，集体主义文化更强调家庭利益优先以及家庭成员的相互依赖。这种依赖表现为拥有更高权威的长辈（父母）要求子女听话、孝顺与尊敬父母，孩子较少有独立性。类似的亲子关系不仅在中国非常普遍，而且在亚洲很多国家（如日本、韩国和越南等）也很常见，甚至在世界各地的亚裔群体中也不鲜见。

图2 中国初中学生家长的教养方式分布图

教养方式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

曾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安妮特·拉鲁在其代表作《不平等的童年》中揭示了不同社会地位家庭的教养方式差异。她发现，中产阶级家庭和工人阶级或贫困家庭的教养方式截然不同。中产阶级家长通常对孩子进行“协作培养”，他们与孩子之间存在大量讲道理和协商；而工人阶级或贫困家长采用“成就自然成长”的逻辑开展教养，他们与孩子之间不会像中产家庭那样存在那么多言语沟通。

在中国青少年的家庭中，教养方式是否也存在类似的地位差异呢？笔者根据家长的职业类型、教育程度、经济状况等信息将样本等分为社会经济地位从低到高的十组家庭，然后统计每组家庭采用不同教养方式的比例（图3）。研究表明，有相当一部分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长采用以“沟通频繁”为共同特征的权威型或宽容型教养方式，而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中，这两种教养方式的比例相当低，这些家长大多使用“沟通贫乏”的专制型或忽视型教养方式。

图3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长的教养方式分布图

不同社会地位家长采用不同教养方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