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勇（山东省教育厅巡视员、民进山东省委副主委）

　　杨东平（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项贤明（南京师范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院院长）

　　谭晓玉（上海教科院研究员、上海市教育法治研究咨询中心主任）

　　赵琬微（半月谈记者）

　　对“课业负担过重”的认识相当混乱

　　赵琬微：

　　2017年以来，教育部等多部门针对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工作一直在持续推进。全国各地都开展了课外培训机构的专项治理。可以说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现在大家更关注的是效果能不能持续？

　　张志勇：

　　关于减负，的确讨论了很多年，经过历次争论目前社会形成了普遍共识——如果课业影响了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增加了学生的心理负担，使学生的兴趣爱好、自尊心受损，这样的学习负担超出了学生的承受力，就叫负担过重。

　　我们针对中小学生的一项调查显示，睡眠不足8小时，就被闹钟或他人叫醒的学生比例随着年级的升高而逐渐增加，尤其高年级学生的睡眠情况令人堪忧。四、五年级就有三成以上的孩子每天被强行叫醒，到六年级这一比例已达39.5%。

　　长期以来，中小学生承担大量重复的作业，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显然是违背教育规律和教育科学的，这种学习本身，既是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表现，又是导致中小学生课业负担重的原因。

　　谭晓玉：

　　2018年，上海市基础教育调查队就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过重问题开展调查，结论是中小学的学业负担90%来自课外。

　　杨东平：

　　我补充一个信息是高中教育的情况，现在很多高中是高三全年做高考复习，个别学校是用一年半，我了解到河北、安徽有些中学用高中一年上完全部课程，后两年时间全部是高考复习。

　　总体来看，从幼儿园开始，各个学段的超前教学已成为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一个重要表现。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课程学习负担重；二是校外学习负担重；三是学生的心理负担重。

　　赵琬微：

　　我注意到，2018年全国“两会”时，一篇自媒体文章《教育部，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引起大家关注。文章观点非常鲜明，就是我的孩子要升学，减负是违背我孩子的升学利益诉求的。甚至有一部分人认为，学习就应该是辛苦的，不是快乐的。让家长主动给孩子减负是一个难以完成的目标。

　　张志勇：

　　我也注意到这篇文章，它反映出一部分人持“减负有害论”这一观点。有人拿日本的宽松教育失败说事，认为减负导致日本学生学力下降、教育质量下降。实际上，这些观点反映出社会各界对于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认识是相当混乱的。

　　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不让孩子学习。不是减少学习，不是不要考试，而是促进学生科学发展的问题、是推进教育现代化、公共教育治理的问题。

　　减负只是“退烧药”，

　　必须弄清复杂的成因

　　赵琬微：

　　很多家长也很心疼孩子，但是这就像一场“军备竞赛”。尽管都认为战争不好，但欲罢不能，因为潜在的对手在升级装备，自己只好也加入战斗。我观察到，家长文化程度越高，孩子上补习班的越多、课业负担越重。中高收入的知识分子家庭，特别是教师家庭、公务员家庭的孩子，上补习班是最多的。

　　张志勇：

　　就我了解的情况看，补课风正向县城蔓延。我在两个县城了解到，许多老人替在外打工的子女在县城照看孙辈上学，老人没什么文化，辅导班成了爷爷奶奶最信赖的地方。

　　杨东平：

　　激烈的社会竞争是导致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实施减负政策后，学生在校时间明显缩短，很多家长更乐意把孩子送到课外补习班进一步学习，有些家长对孩子真的就是一种过度干预。

　　这种从时间上超前、难度上超高的学习任务，都是家长对子女教育过度关注，或是基于竞争焦虑的真实表现。

　　赵琬微：

　　让孩子考上好学校，日后有个好工作，这种朴素的想法有错吗？

　　项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