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的“第一次接触”距今已经超过35年了。作为一名咨询师，我前后到访过中国80余次，同各行各业的数百位人士打过交道。  

　　这些经历使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政府和生活方式怀有深深的尊重和理解。我遇到过拥有高学历、优秀能干的中国企业经理和政府官员，见证了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中国民众带来的荣耀与自豪，亲身体验到中国人对家庭和国家未来的强烈责任感。  

　　我不仅阅读大量东西方有关中国历史、哲学和文学的读物，还密切关注着西方媒体上的相关报道和评论。这些文字中浮现出的中国形象与我的个人体验大相径庭。诸如“独裁”、“压迫”、“没有人权”、“不公平贸易”、“军事威胁”、“打压少数民族”等字眼并不符合事实。在我的新书中，我深入探讨了造成这种错位的根源。该书将于明年出版。  

　　我的这篇文章分为两部分，主要讨论了两个紧密相关的关键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西方对中国有哪些误解，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误解？ 

第一部分：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经济举步维艰，政府部门混乱无序，教育体系支离破碎，人民温饱问题亟待解决。1978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开序幕。自此开始，中国经济取得了近乎奇迹的发展。 

　　这一变革，需要对经济整体进行强有力的集中控制，需要将中国最优秀的人才调配到各级政府部门，以领导人民去实现改善生活水平的最终目标。邓小平和他的领导集体是如何做到的？他们的成功靠的是以下五个因素： 

　　1.纪律严明、自上而下的公司化治理模式 

　　邓小平希望通过彻底改革农业来大幅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量，并利用新技术和廉价劳动力发展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为此，他借鉴了一种被许多大型跨国企业所采用的公司治理模式。 

　　这种公司治理模式包含几个关键要素。首先是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其次，有一支由才干卓越、经验丰富的高级官员组成的小型团队，监督工作执行，为领导者出谋划策。在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就是这样的团队。第三个要素是领导层以达成共识为导向，为了同一个目标共同努力，互谅互让。这种决策模式与大多数西方国家实行的相互对立的多党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四个要素是最优秀的人才储备。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方方面面都蕴含着儒家价值观，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许多精英人才都渴望能在政府部门工作。这种情况与美国正相反。在美国，与从商相比，从政少了许多挣钱的机会，还要受到媒体的密切关注，这导致优秀人才纷纷投向私营企业。 

　　中国实行的是一种重业绩的精英政治，通过常态化的业绩考察来管理高级人才。同事对他们的评价也影响着他们的晋升。这些标准使得官员们要专注于既定目标，并在面对突发情况时做出正确决断。 

　　中国通过制定“五年规划”来治理国家。中央政府的五年规划，根据各部委、各省、各大城市及各产业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经济发展目标和清晰的实施规划，并广泛吸纳政府内外有识之士的意见，充分讨论，反复修改而成。明确的责任划分、业绩指标、差异分析保障了工作的贯彻落实，激励措施让工作更有成效。 

　　这种简单明了、富有实效的模式帮助大型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成功。中国也正是凭借这种模式，在过去40年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 

　　2.综合使用所有重要经济杠杆手段解决问题 

　　对于大型公司来说，它们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用上述治理模式，而政府则掌握着影响工作成效的各种重要政策杠杆，包括法律、税收、贸易协定、财政政策、基础设施、移民、教育和医疗。通过密切协调、统筹规划，五年规划在中国整个经济领域得以实施。政府虽然不能直接控制私营企业，但能够借助各种政策杠杆，间接对私营企业产生重大影响。 

　　3.确保政府了解并回应人民需求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