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北京将健全监管长效机制

　　自去年2月以来，教育部及北京市教育部门政策频出，对培训机构办学行为作出规范。数据显示，北京市共排查出校外培训机构12681所，其中存在问题的7557所。按照计划，今年6月底前本市将建立健全监管长效机制。在疯狂培训的背后，专家指出，这是由学生和家长过于追求考分和升学导致的。

　　熊丙奇（教育专家）：

　　建议出台相关法律禁止超前教学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不少舆论把我国学生负担重的原因指向“疯狂培训”；然而，导致“疯狂培训”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基础教育的“唯分数论”和“唯升学论”，把教育变为“竞技教育”。

　　“近年来，为减轻学生负担，我国要求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减少作业布置，减少考试，不对学生进行排名，还有人呼吁降低课程教学难度，可是，校内减负的结果，却是学生校外增负，学校布置的作业少了，家长主动给孩子找作业。”他认为，教育竞技化让家长对校外培训不敢怠慢，而教育培训机构也成功地利用并进一步制造家长的焦虑，“疯狂培训”就此产生，“只要竞技教育存在，培训热就不可能消除。”

　　熊丙奇认为，当前校外培训乱象难除，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中小学的提前教学问题、超前教学问题，二是无证无照培训机构的提前教学、超前教学问题。“前一方面问题是因为，我国各级政府教育部门把升学率作为政绩，纵容学校的违规办学，对违规抓升学应试表面反对而实际支持。而且，我国没有治理超前教育的法律，因此，对超前教育的治理，主要是应对舆论，而非真治理。后一方面问题，则是我国对教育培训机构缺乏合理的监管体系，采取的是前置审批的监管方式，这导致注册成合格的培训机构门槛很高，一些机构就干脆选择无证无照经营。”

　　“整顿、治理培训机构，必须坚持依法治教。”他建议，首先，我国应该出台《禁止超前教育法》，对体制内的学校和培训机构进行统一治理，以此维护教育教学秩序，而不是目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治理；其次，我国应该转变对培训机构的监管思路，不宜继续高门槛的前置审批方式，理性的监管思路，应该是降低准入门槛，把所有机构都纳入监管体系，实行“低门槛注册+教育备案+过程监管”的体系。“这要求监管部门下放权力，做好依法监管和对培训机构的服务，即目前正在推进的‘放管服’改革。”

　　“在整顿培训机构的同时，必须改革我国教育评价体系，让我国基础教育摆脱‘竞技教育’困境。”熊丙奇认为，在当前对学生的评价体系难以摆脱分数评价的情况下，要真正落实为学生减负，教育部最新发布的《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中的一条政策尤为重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严禁给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下达升学指标，不得将升学情况与考核、绩效和奖励挂钩。“这就是要扭转地方各级政府的升学政绩观，推进基础教育走出升学教育模式，实现所有学校依法规范办学。”

　　窦桂梅（清华附小校长）：

　　调整教育综合评价体系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校长窦桂梅认为，中小学生学业负担问题是一个综合的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其中，要做到釜底抽薪，关键的一环就是调整教育综合评价体系。“因此，要加快改进综合评价的杠杆，撬动素质教育的落实，倒逼课外培训的良性运转。要加强高考改革宣传力度，要深入到小学甚至幼儿园家长心里。让今天的家长知道，未来高考的学生不但要有知识，更要有转化和运用的能力。”

　　在她看来，机械、单一的题海战术早已不适应当今高考、中考改革评价的要求。学生只有在课外走进博物馆、科技馆，走向社会，开展研究性、实践性学习，才能像全国教育大会提到的那样“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获得真正的素养发展。例如北京市中、高考改革，一改以往唯分数论的招生形式，与立德树人挂钩，与每个学生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发展、个性特长挂钩，强调综合素质在考试招生录取中的重要性，坚持育人为本，遵循教育规律，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招生模式。这种评价与育人的挂钩，势必导致校外培训机构重知识、补分数，抢跑、抢学的功能失效脱钩，倒逼校外培训机构在学业功能脱钩中重新定位，提供社会实践、劳动教育等丰富的教育资源，成为学校教育的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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