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领导者》杂志2011年第38/39期，后载于“民族社会学”公众号。原文共有10部分内容，篇幅所限，本文从中节选6个部分发表。内容有删节，注释及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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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分裂的机制和要素

一个政治实体如发生国土分裂而成为两个或多个新国家，其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外敌军事入侵的结果，敌国使用武力强制分裂一个国家，吞并它的部分国土或在其部分国土上建立一个服从自己的傀儡政权；二是国家内部一些地区的部族群体首领要求自治独立，通过内战（通常有他国的支持）或政治妥协达到国家的正式分裂。

那么为什么一个国家内部会有一部分人口在群体领袖的号召下要求在自己聚居的部分国土上建立独立国家？为什么一个国家会出现领土分裂和国家解体？大致归纳起来，发生这样的情况通常需要三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或基本要素。

第一个条件，就是这部分国民认为自己不再从属于这个国家（甚至认为自己群体从来不属于这个国家，只是历史上因外在强制力使本群体被迫接受这一地位），他们在政治从属观念上和文化观念上（语言、宗教、历史族源等方面）不认同这个国家的主流群体，自认为是一个具有特质并相对独立的群体。

第二个条件，就是这个群体的聚居地（也许是历史延续下来的传统居住地，也许是集体迁移后逐步形成的聚居地）在国家体制中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划单元，在这个群体和一个地区之间发展出相互对应的关系，这个群体已把这个地区认作是本族群的“固有土地”（领土），在条件适宜时便以这个聚居地作为争取政治独立的地理空间。

第三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在这部分群体中已经形成自己的领袖人物（群体）即政治和文化精英集团，这些人积极构建本“部落”或“民族”的政治历史，总结归纳本“部落”或“民族”的共同祖先和文化特点，强调本群体成员与其他群体成员的差别和人口边界（“谁是我们，谁是他们”），发掘和讴歌本“部落”或“民族”的历史英雄人物，强调本群体与聚居地之间久远和牢固的历史联系。这些精英人物通过以上步骤逐步构建和加强本群体民众的政治与文化认同，逐步把本群体民众凝聚和组织起来，联络境外势力使本群体的“民族自决运动”国际化，与执政当局开展政治谈判或组织游击战争，创造条件推动独立建国的社会运动。

独立民族意识、“领土”、群体领袖，是民族主义独立运动的发动和取得成功的三个基本前提条件。在导致国家分裂的这三个必要条件中，独立的“民族”意识是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只有当一个群体中由历史延续下来的“群体”认同（氏族、部落、血缘集团、帝国臣民等）转变为现代“民族”（nation）意识时，这个群体的传统居住地才可能被视为“本族领土”，群体的代表人物才会以“民族领袖”的角色领导社会政治动员，以“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为旗帜来激发群体内部凝聚力并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在整个20世纪，除外敌入侵强行割地的威胁外，各国政治分裂的主要威胁来自国内一些群体的“民族独立运动”。

2.

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国家分裂

（一）对新中国“民族构建”整体过程的反思

当前中国存在的民族问题的主要症结，就是1949年建国后承袭了斯大林“民族”理论和类似苏联的民族制度和民族政策，把“民族”这个核心概念定位在56个“民族”这一层面，其客观结果是架空和虚化了“中华民族”。如参照费孝通的“多元一体”理论，这一思路则强化了“多元”而弱化了“一体”。其结果使新中国扭转了20世纪初开启的“民族国家”的构建方向，参照苏联模式建成一个类似苏联的“多民族联合体”。

根据新中国宪法“总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在自治形式上为各少数民族建立的是“区域自治”，不是苏联式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而且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但是除此之外，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主导的民族理论（“民族定义”）、区域自治（设立以“民族”为主要原则划定并以“民族”命名的“自治地区”）、民族政策（严格的“民族身分”制度、系统培养民族干部、实行民族整体优惠政策等）等等，都与苏联模式有很深的渊源而且内容大致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