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教育：构建一种“人死观”  
 

■本报记者 张文静

大学里的死亡课

“我很佩服那些自杀的人，他们很聪明，他们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十几年前，在课堂上讨论自杀话题时，一位学生的话让邹宇华心中一震。

当时，广东药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邹宇华正在讲授社会医学课程。学生的话让他意识到，即便是受到高等教育的高校学生，对于生命与死亡的认识也还存在误区。此后，一些高校学生自杀事件相继发生，某年广东高校中自杀的大学生甚至达到70多位。这让邹宇华开始关注死亡教育的重要性，并萌生了开设相关课程的想法。

2005年，邹宇华在学校开办“死亡教育”讲座，反响出乎意料的好。于是，2008年，他正式开设了以“死亡教育”为主题的公共选修课。能容纳200人的教室，常常座无虚席。

同一时期，山东大学医学院副教授王云岭也开设了一门“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选修课。

高校学生自杀以及杀人事件中对生命的漠视，同样是让王云岭开设课程的直接推动力，此外还有教学中对死亡医学伦理的思考。“临床上面对重症晚期病人，应该选择救治还是放弃，医生常常进退两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现代社会人们对于死亡的拒斥。由此引发开去，我发现我们整个社会的死亡观念都存在问题，普通人拒斥死亡，实际上医生也拒斥死亡，视病人的死亡为医学的失败，不承认人的死亡是一种自然规律的事实。”王云岭说。

于是，在准备了约一年之后，2006年这门课程正式开设。王云岭将课程目的定位于“名为谈死，实为论生”。课程容量120人，学生需要抽签才能选到。后来，该课程在在线教育平台智慧树上线运行，选课学生已达到1万多人。

“死亡教育学科‘出生’在美国，目前也在美国开展得最为成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血液肿瘤科主任医师李冬云介绍说，19世纪初“死亡学”概念传入美国后催生了死亡教育学科，并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美国迅速发展，从大学逐步扩展到中小学和社会教育中。目前，西方多国以及日本、韩国的死亡教育学科趋近成熟，在人群中普及度也较高。

国内的死亡教育则开端于上世纪末我国台湾地区的引入。哲学家傅伟勋把死亡学扩充至生命学，提出“生死学”概念。“因此，国外的‘死亡教育’在国内又称为‘生死教育’或‘生命教育’，三者并无实质性区别。”李冬云解释说，我国台湾、香港地区死亡教育的推广和普及十分成功，遍及大中小学及社会学校，针对不同年龄层设有不同内容。

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辨清安乐死这一伦理问题，中国大陆地区的学者开始对死亡教育投入关注。1991年，武汉大学教授段德智率先开设“死亡哲学”选修课，是将这门学科形成课程推广入高校的首次尝试。

此后，王云岭、邹宇华与广州大学教授胡宜安分别开设了死亡教育课程，是国内高校中较早的一批。目前，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杨足仪、北京大学教授王一方分别开设了死亡哲学、死亡探讨类课程，北京师范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南昌大学等高校也开设了相关课程。

“你怕不怕？”

何为死亡教育？在王云岭看来，死亡教育既是一门课程，也是一种体验。它通过教给人们与死亡相关的医学、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适当的知识，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人生和死亡，其直接目的是要帮助人们学会在面对死亡（他人的和自己的）时寻求良好的心理支持，征服死亡带给人们的恐惧与悲伤，其更为广泛的目的则是帮助人们树立恰当的人生观和死亡观，教育人们热爱生活，珍视生命，正视死亡。

高校中死亡教育课程的开展，给那些有困惑的学生提供了可讨论和纾解的空间。

一次下课后，一个男生就追上王云岭，告诉他自己高中时的一位女同学去世了，女同学的父母终日以泪洗面，什么都做不了，身体也日渐衰弱。他想帮助他们，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王云岭告诉他，这种在丧亲后很长时间仍无法恢复正常生活的情况，属于病态悲伤的范畴，许多失独父母都会这样，并建议他组织一些和这位女同学关系较好的同学做志愿者，经常轮流去陪陪老人，无需过多劝说他们节哀，只须听他们倾诉。同时，对他做了一些悲伤辅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