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946年上海的国立大学有7所，分别是：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商学院、上海医学院、上海军医学院、上海海事专门学校、吴淞商船学校；私立大学有5所，分别是：大同大学、大夏大学、上海法学院、立信会计专科学校、雷士德工业学校；教会办的大学有3所，分别是：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

　　第三，课堂教学管理极为严格。保险系上课时尽管老师不点名，但学生座位均按姓名英文字首次序排列，教师往讲台上一站，环视课堂，谁到了，谁没有到，立刻一目了然。根据威妥玛拼音，张康凡老师的姓氏“张”不是拼作“zhang”，而是拼作“chang”，因此上课时总坐在前面。保险系是抗战胜利后刚刚创建，教务部门职员极为精干，但教学管理等工作井井有条，如学籍管理责任的注册工作只有一位职员，平常就是一个人处理日常事务，到了要登录分数的时候，临时找人帮忙。这些细微之处，紧张而严密，对于教学秩序无疑有了充分保证，绝无冗员与怠工情形。

　　国立上海商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前身）是我国创建保险系的第一所高等院校。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立上海商学院在筹备复校时便开始筹建保险系。其历史背景是，当时教育界、保险界有识之士不愿看到洋商保险公司在抗战胜利后继续垄断中国保险市场的局面，于是联合向国民政府教育部呈文，要求培养自己的保险专业人才，以发展民族保险事业。国立上海商学院在1946年秋季招收首届保险系学生40名，学制四年，系主任由学院训导长吴道坤教授兼任。笔者在南京读书时的保险专业老师张康凡即是国立上海商学院保险系首届毕业生。据张老师回忆，国立上海商学院保险系教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作业多，参考书也列得多。作业当时一般叫做“panper”，和现在大学的“小论文”差不多。老师所列的参考书多，学生们都无法看完，加上作业多，开始的时候学生感到压力很大，学习很紧张。但日子久了，熟能生巧，也能应付自如，并且能慢慢领略到这种教学的好处。教师所列的参考书多，并要求学生大部分都要看完，对学生开阔眼界、增加信息量颇有收益，众多作业对于学生锻炼写作论文与培养独立思考能力也有帮助。

　　第二，师生互动比较多。保险系的教师有吴道坤、关可贵（1949年上海解放后，保险系系主任改由关可贵教授担任，他原是上海保险同业公会的秘书长）、唐雄俊（解放后，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王效文、姚达人、樊兆鼎、叶骏发、王槐声、张月芳、金瑞麒、周泰诈、李志贤、杨紫竹、郭晓航等。这些教师，少部分为国立上海商学院专职教师，多数为保险界的兼职教师。师生互动比较多，是保险系教学的一个特点，无论是基础课，还是专业课，都是这样。譬如，教中国经济史的唐雄俊老师在讲鸦片战争的时候，唐先生讲着讲着，突然停了下来问：“哪位学生读过《达衷集》？”恰好那一次大多数学生都没有看过这本书，所以答不上来。倒是我们的张康凡老师（当时为保险系学生）从头到尾看过这本书，就说“我看过。”唐先生说：“那你向大家介绍介绍吧！”于是他就随意讲了几句。随后，唐先生说：“讲得很好！”我们在南京读书时，张老师经常跟我们讲，有时少年人的学问兴致，就是在这种不经意间萌动的。

　　第四，国立上海商学院保险系淘汰率很高。1946年招收首届保险系学生40名，到1950年毕业的时候只有10人毕业，其余的四分之三都被淘汰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高淘汰率，最为重要的依据就是保险系严格规定，每学年两门主课或三门课程不及格，就要除名。那些消极怠工者最终的结局就是淘汰。1950年夏毕业的这10人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保险专业大学生。这10人分别是：叶继霈（江苏张家港人，曾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闸北办事处工作）、龙碧霞（广东顺德人，曾在上海市虹口区成人教育学校工作，并任校长一职）、华钟屿（江苏无锡人，曾在中波轮船公司、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工作）、严志钊（浙江金华人，曾在西安邮电学院工作，任邮电学院高级工程师）、周建中（安徽绩溪人，曾在浙江工商大学工作，任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姚学乾（上海青浦人，曾在上海金融高等专科学校、上海金融学院工作，任上海金融学院副教授）、张康凡（江苏吴江人，曾在东北银行专门学校、江苏江阴顾山中学、南京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南京审计学院工作，任南京审计学院副教授）、谢福良（江苏宜兴人，曾在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分行工作）、蒋志铮（上海市人，曾在上海丝绸进出口公司工作，并任副总经理一职）、蒋岗（江苏泰兴人，总在财政部工作，并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