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的晚清，在历经国内动乱之苦，饱受西方坚船利炮蹂躏后，统治者痛定思痛，在军事建设上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倚重勇营、兴建学堂、筹建海军、派员留学，开始重塑军事强国的艰难探索。

然而，晚清军事变革的过程轰轰烈烈，结局却分外凄凉。纵观其全过程，得失令人扼腕感叹，更让后世猛然警醒。

内忧外患迫使清廷实施军事转型

19世纪中叶，在风起云涌的国内反抗运动中，八旗军接连失利，清政府不得不直面八旗军战斗力衰败的事实，起用勇营。

勇营制度源于保甲团练，多以地方官员奉命组建而成，起初为应对太平军的地方武装力量，有湘勇、淮勇、豫勇、霆勇等大分支。在组织系统中，以“营”为战斗单位，由统帅指挥，每营约500人，外加长夫（类似于工兵和辎重兵）180人。全营设劈山炮2队、抬枪8队、小枪9队、刀矛19队，共计38队，本身结构简单、容易组合。为配合统领指挥调度，还专设营务处，下分文巡捕、武巡捕、银钱所、军械所、发审所、公牍、书启、方案，构成了整支军队的指挥中心。

整体上，其编制固定齐整、冷热兵器配备合理、攻防体系层次分明，较八旗而言，其战斗力更为强悍，因此勇营迅速替代八旗军成为晚清军事力量主要的兵制，也在整体上较快提高了清军的战斗力。

但勇营制度只是地方官员的应变之举，目的只是为了镇压民变，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时代变革，清政府对海上力量的重视与发展意义更为深远。

当时海权观念方兴未艾，各国海上力量发展迅速。1874年，李鸿章上奏指出：“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世界格局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抬头放眼看世界。

1874年，日军侵台，中国赔偿兵费50万两，清政府深感中国竟非弹丸小国之敌，便向英国联系购买军舰，由此拉开海军建设的序幕。

除积极购置军舰，清政府也非常重视军事人才培养，相继派出数批共90多人到西方国家学习军事。此外，还积极引入外国智囊，例如法国人毕乃尔、英国人戈登和琅威理，反映出清政府对建设现代军队的渴求和重视。

同时，清政府着眼自身长远发展，开始兴建军工厂、军事学堂、军港和基地。相继创立了安庆军械所、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江南轮船招商局、金陵制造局等一批在当时有影响力的兵工厂，基本形成了军事工业体系的雏形。

清政府还先后创设了福建船政学堂、操炮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和北洋武备学堂等各类军事学堂19所，培养了大批军事骨干人才。1878年，清政府开始筹划建立旅顺军港，供铁甲战舰维修使用，又苦心经营大沽、威海卫等基地，用来巩固海防。

在具体制度上，清军也主动与外界接轨，积极融入世界潮流。例如北洋海军在组建时，就参考英德两国海军相关制度制定《北洋海军章程》，章程中对“船制”、“官制”、“升擢”、“考核”等12个方面都有完备规定，一些观点不乏远见。

就以北洋海军而言，它在人员设置、训练组织、礼仪礼节上都与国际接轨，已经慢慢融入世界海军发展的潮流。当时，除在中国的南北洋各口巡视之外，中国海军也经常出现在朝鲜的仁川、釜山、元山与济州岛，日本的神户、横滨、长崎，俄国的穆湖威、海参崴等地，俨然已成为远东的海上劲旅，稳操西北太平洋的制海权。据1891年英国《伦敦武备报》的评估，中国海军排名为世界海军第八位，而日本海军则排在第十六位。

这些改变，也确实给晚清军事力量注入了一股活力。对内，清军迅速获得了平定叛乱的能力，保证了国内长达20年相对稳定的局面，赢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期；对外，清军在东方防备日本侵略台湾地区、朝鲜，西北东北防备俄军觊觎边疆，西南抵抗法军入侵越南，都担当了重任。

众多原因导致晚清强军努力难以持久

如前所述，种种实际举动已经显示出清政府军事改革的诚意和决心，但保守力量思维固化、官员内耗不断、国民变革意识淡漠等原因，致使其军事变革难以持久。

首先，当时清军整体变革的指导思想依然落后。以勇营为例，作为较新的军事组织，它确实给清军注入了强劲的活力，但其组织体系依然简陋单薄，无法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这种制度的落后主要体现在勇营中乡土色彩浓厚，各勇营分支招募兵员大都喜好老乡，这就不利于聚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