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退学，并不是查良镛求学生涯的惟一波折。大学时，他又被开除了。

查良镛在四川重庆读大学时代，念的是外交系，希望成为一名外交官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由于看不惯学校里不良的校风，他再次因大胆直言，遭遇了平生第二次开除。外交官理想因此幻灭。

查良镛虽然一生都未实现他的外交官理想，但他后来也说：“虽然没有成为一名外交官，但我并不后悔。我自由散漫的性格确实不适合做这个职业。外交官的规矩太多，说不定做到一周我就被开除了。”

于是命运把他带进了人生的另一个方向。

梁羽生顾不上了，只有你上了

1946年秋天，《大公报》刊登启事：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应聘者蜂拥而来，竟多达3000人。查良镛凭借自己的才华被千里挑一，进入上海《大公报》，正式步入了报人生涯。

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查良镛被派到香港工作，这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那时在香港工作并不是一个好差事。跟现在的国际化大都市来比，那时的香港比上海要差得多。但香港在发展，查良镛作为报人、作为金庸的人生也在一步步走上正轨。

1950年，《大公报》旗下《新晚报》创刊，查良镛被调到《新晚报》，做了副刊编辑。

当时《新晚报》总编辑罗孚注意到，比武擂台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于是灵机一动，决定邀请编辑陈文统在报刊上连载武侠小说。小说连载后引起轰动，自此打开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大门。

这部小说叫做《龙虎斗京华》，陈文统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梁羽生”。

1955年2月初，梁羽生的《草莽龙蛇传》快连载完了，但他还没有想好下一部写什么。罗孚便只好找到另一个武侠迷查良镛：“梁羽生顾不上了，只有你上了。”

于是查良镛的武侠处女作《书剑恩仇录》问世，反响甚至超过了梁羽生。他将名字最后一字一分为二，署名“金庸”。

从创办《明报》到封笔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香港的政治风气比较复杂。走到哪里，都是一片说谎声。金庸忍不住了：“我必须发声。”于是，他找到昔日同学沈宝新，两人一起出资，创办了《明报》。

办《明报》要十万块，金庸自己就出了八万。他将自己写小说和稿子赚的钱全部投了进去。

他每天一篇的社论，在众多报纸中独树一帜。当时金庸一边写小说，一边写社评，小说要写八九百字，社评要写一千多字。还要随时关注国际时讯，精力消耗很大。

每天一睁眼，就有两千字的稿子等着他。晚饭都不吃，要写好社评才能坐下来安心吃饭。社评写完的时候，一般也就到了报纸要发的时候。时常看到金庸在边上写，报纸排字工就站在旁边等着他。

有一段时间，金庸跑去欧洲躲藏了一个月。连载的《天龙八部》只好找倪匡代笔。一个月后，金庸回到香港。倪匡笑着对他说：“抱歉抱歉，我讨厌阿紫，所以把她的眼睛写瞎了。”

1972年，金庸宣布封笔：“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鹿鼎记》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了。”

81岁高龄依然坚持读书的剑桥博士

金庸的名气虽响彻中外，而且博古通今，历史、政治等知识信手拈来，但他依然觉得自己学问不够。

因此即使获得剑桥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后，金庸坚持选择作为普通学生申请就读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那时的他已经是81岁高龄。

在剑桥读书时，金庸同普通学生一样。背着双肩包，里面放满了课本。有一段时间金庸还会骑着车上课，但因为太太担心会发生危险而就此作罢。

在剑桥上学，金庸又变成了那个别人不太关注的查先生。不再有知名作家光环、不再是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他做的一切都“不为学位，只为学问”。

有学生想找金庸拍照、签名。金庸说：“我现在是学生，不是作家。等我不是学生的时候，我再和你坐下来一起吃饭、喝茶。”

在金庸眼里，在任何时候学习都不算晚。永远保持谦卑的态度去探索人生中的未知，自尊而不自负，骄傲而不自满，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应修炼的武功秘籍。

历经三次婚姻，大儿子在美国自杀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金庸在他的武侠小说中编织了大量的爱情故事与恩怨情仇，但是他的爱情与婚姻一直讳莫如深，显得更为神秘。不过晚年的金庸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的婚姻不理想，我离了好多次婚。”

原来，在纸上“笑傲江湖”的背后，他的婚姻曾两次破裂，心爱的儿子在美国自杀。

金庸的第一任妻子叫杜冶芬，人称“杜四娘”。两人的爱情萌芽开始于杭州。1947年，年轻的金庸在杭州《东南日报》工作，负责幽默专栏，而得以与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认识。

金庸在一个星期天下午登门拜访杜家，邂逅了17岁的杜家小姐杜冶芬。从此，金庸成了杜家常客，与情窦初开的杜小姐双双坠入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