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奕雄

　　编者按：故宫文物南迁华东，避地西南，是战争年代一场艰苦卓绝的文化长征。从1933年2月迁离，到1950年1月返回北京，历时17年，颠沛10多省，这些文物万里关山，多次险遭灭顶之灾。在艰苦的环境中，故宫同仁以保护文物为职志，备尝辛楚；社会各界鼎力支持，同舟共济。故宫文物的保护过程，极大促进了抗战精神的形成和民族认同感的增强。

　　本文作者魏奕雄先生，长期从事故宫文物抗战时迁徙的研究，并利用地方档案优势和口述史料，著述颇丰。本刊现就故宫文物西迁北路途中存藏成都大慈寺之经历刊文，以飨读者。

　　探知四川省档案馆存有故宫文物迁成都的一批档案，2016年10月下旬，我请乐山市档案馆干部吕小东同志前往复印档案27件计84页。今据这些难得的档案和其他相关资料，撰述故宫国宝存藏成都大慈寺始末。

　　一、故宫文物告急，南迁西撤计划启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危急，北平难保。鉴于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和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紫禁城的历史教训，国民政府行政院力排众议，批准故宫博物院所存国宝南迁。当时择出精华部分59万多件，分装13427个木箱又64包，从1933年2月5日夜开始，在军警严密戒护下，用木板车拉出午门，送往北京火车西站，次日凌晨由铁路运往上海，秘密藏于法租界天主堂街26号仁济医院旧址。加上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6000多箱，总共19557箱，分5批至5月份运完。1936年12月全部转移到南京朝天宫库房。

　　七个月后爆发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南京岌岌可危。又计划将国宝从南京分三路西撤：北路到西安（后迁至四川峨眉），南路到长沙（后来实际到了贵州安顺），中路到汉口（后来辗转到了四川乐山）。9月16日，50多架敌机轰炸南京，11月2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同日，文物开始启运，12月8日最后一批迁离南京。五天后，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军开始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图 | 故宫文物南迁西迁路线示意图，魏奕雄绘制

　　二、北路计划受阻，临危变道经汉中移运成都

　　最初对北路的设想，是借存于西安以西的武功农林专业学校里。由于日军轰炸，文物不得不兜兜转转，由南京到宝鸡，再转汉中、成都、峨眉，四度转迁，其漫长历程，比南路、中路更为艰险。

　　原拟存放陕西西安附近武功农林专业学校的北路7287箱故宫文物，实际上由南京三列火车一直拉到宝鸡才停下，到达宝鸡的时间分别是1937年12月3日、4日、8日。至10日，暂存于关帝庙和城隍庙中。正准备挖窑洞转藏时，因潼关军事形势吃紧，国民政府行政院紧急命令立即转移汉中。于是近300辆次军用卡车，从1938年2月22日开始，分批翻越秦岭崎岖山路，前后46天运完，分藏于汉中文庙和褒城县宗营镇范寨马家祠堂、范家祠堂、东张寨大庙等处（褒城县于1958年撤销，并入勉县）。仅仅一个多月后，又命赶快转运成都，自1938年5月26日至1939年2月27日，经由“难于上青天”的川陕古道，费时10个月运完。当文物全部离开汉中才12天，日军飞机7颗炸弹将原先存放文物的汉中文庙炸成废墟。凶险若此！

　　从宝鸡到汉中再到成都的转运，都由故宫博物院科长那志良主其事，他在《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一书（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97页回忆：“在成都的储存地点，是由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亲自到成都去选定的，是东门的大慈寺……汉中到成都，是560多公里，距离不算太远。可是，途中要过几条河，河并非太宽，但一律没有桥，汽车开到渡口，需开到木船上去，然后由船夫把木船往上游拖拉一段路后，再叫它顺流而下，就水势斜行到达对岸，汽车再开上岸去。”

　　在川北广元城里的三元宫和香林寺，设了一个临时转运站，一部分文物由汉中直达成都，一部分先运到广元暂存，再转运成都。在绵阳附近，一辆运文物卡车不慎从一座临时搭建的便桥上翻到了河滩。幸好，没有落到水中，所载都是图书档案类，车毁而文物无损。

　　从成都空车返汉中途中，也发生了两次翻车事故。一次是那志良与助手落到路旁稻田烂泥中，另一次是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徐森玉和那志良一起随车翻到稻田里，所幸两次都无人受伤。参加组织运送文物的故宫职员有梁廷炜、薛希伦、曾湛瑶、吴玉璋、郑世文、牛德明，担任押车工作的有吴凤培、刘承琮、马惠深、牛德善、华有鹤。

　　图 | 装运文物的木箱

　　三、马衡院长亲自选址大慈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