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商情报网讯 2016年，各地区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取得了积极进展，但部分企业“去产量不去产能”、去产能过程中债权债务关系复杂、职工安置分流难度大等问题也值得关注。

一、过剩产能的界定及形成机制

从经济学视角看，产能过剩是指产能供给大于需求，供给能力存在一定闲置。Chamberlin（1933）在《垄断竞争理论》从微观视角给出了产能过剩的定义，即在不增加大规模资本支出的前提下，企业现有产能完全利用时的产量与当前实际产量之差。关于产能过剩的测度，一般使用产能利用率（产出除以产能）来反映经济活动中的闲置资源数量，美、日等国采用产能利用率或设备利用率，作为产能是否过剩的评价指标并定期发布，国内通常使用国家统计局的工业产能利用率、OECD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人民银行6000户工业企业设备能力利用扩散指数。从国际上看，产能利用率一般很难达到100%，有一定闲置也并不意味着产能过剩。如美国（1967-2016）工业产能利用率最高为89.4%、中值为80.3%，欧元区19国（1985-2016）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最高为85.5%、中值为81.5%，中国（1999-2016）工业产能利用率产能利用率最高为84.2%、中值为79.8%。

近年来，国内某些领域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引发较多讨论，关注点不仅有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传统行业及其低端产品，如粗钢产能利用率从2009年的81.1%逐年下降至2015年的67%，某些新兴产业领域产能过剩问题也引发关注。理论上讲，在完全市场条件下，产能供给与需求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和产能的空间配置实现动态均衡。我国产能过剩具有宏观经济周期、微观需求波动、行业结构、体制性因素等多种原因。一是投资主导型经济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系列刺激政策在消化即期产出、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大量新增产能也为产能过剩埋下隐患。二是政府和市场关系存在失衡。

基于发展需要，地方政府具有较强的投资偏好和冲动；地方保护主义下存在市场分割，部分企业“僵而不死”。三是价格机制扭曲和市场信号失真。部分产能过剩企业在土地、水、电、油、气、矿等资源价格定价上享有优惠待遇，以及预算软约束和隐性政府信用支撑，产能调整对成本和市场价格变化的弹性不足。此外，过剩产能多处于重化工业领域，交易成本较高，产能的国际利用和配置难度较大。在经济有下行压力时，随着需求收缩，产能利用率顺周期特征更加明显。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度的产能富余能激发竞争，推进企业技术进步、提升管理水平改善供给，但持续的严重产能过剩可能对经济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首先，制造业产能过剩制约了经济增长能力。我国制造业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较高，产能过剩致投资动力不足，对总需求形成下拉效应。其次，产能过剩可能带来经济通缩风险和企业债务压力。PPI同比增速自2012年初开始至2016年9月持续四年多负增长，且产能过剩领域普遍具有重资产属性和高负债率，对工业经济形成债务-通缩螺旋压力。再次，产能过剩行业资金链断裂可能引发金融风险。

二、各地区去产能工作初见成效

考虑到中国过剩产能形成的特殊性，单纯依靠市场机制难以实现产能出清，在发挥好市场机制去产能的同时，通过政策积极引导去产能也十分必要。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产能过剩风险，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去产能”确定为“三去一降一补”五大工作任务之一，各地区综合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等方式化解过剩产能，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重点行业去产能取得初步成效

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任务超额完成。2016年，各地区加强产业政策指导和市场管理，将钢铁煤炭行业作为去产能的重点。全年退出钢铁产能超过6500万吨、煤炭产能超过2.9亿吨，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2016年，全国原煤产量为34.1亿吨，同比下降9%；粗钢产量为80836.6万吨，同比增长0.6%。

分区域看，河北、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在钢铁去产能方面较为突出，山西、山东、河南、重庆、陕西五省分别压缩煤炭过剩产能1400万吨、1960万吨、2388万吨、2084万吨、2934万吨，超额完成了煤炭去产能的年度任务。各地区在加强政策引导的同时，通过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法律法规，健全公开透明的落后产能市场退出机制，强化市场竞争机制和倒逼机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优化供给结构，促进优胜劣汰。如河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用网络竞价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转让煤炭产能减量置换指标，2017年以来关闭煤矿26处、退出低端产能达1127万吨，所得资金主要用于职工安置。通过市场化方式将低效、落后矿井和产能逐步退出市场，促进整个行业集中度和生产水平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