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万历年间的朝鲜战争，是指发生在1592—1597年的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争。明朝方面应朝鲜国王的请求，出兵援助，于是在朝鲜战场上演一场持续数年的战争，战争的一方是丰臣秀吉指挥下的日本远征军，另一方是明朝和朝鲜的联军。这场战争明朝方面称为东征御倭援朝，与平定宁夏哱拜之乱、平定贵州杨应龙之乱，并称为“万历三大征”。而日本方面把这场侵略朝鲜达六年之久的战争，轻描淡写地称为“文禄、庆长之役”（按：文禄、庆长是日本后阳成天皇的年号）。朝鲜方面则称为“壬辰、丁酉倭乱”（按：壬辰即万历二十年亦即1592年，丁酉即万历二十五年亦即1597年）。关于丰臣秀吉发动这场战争的原由及其背景，《中国历史大辞典》的有关条目，甚至篇幅庞大的断代史专著《明史》（南炳文等撰），对此都语焉不详。有鉴于此，笔者撰写此文，意在摆脱以往史著就事论事模式，作一点深度探讨。读者不难发现，这场战争所透露出来的一些历史信息，至今仍能给予关注东北亚形势的人们许多启示，惊叹于历史不断重演的无穷魅力。

“假道入明”与“大东亚构想” 

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丰臣秀吉不仅意欲霸占朝鲜，而且欲通过朝鲜这块跳板征服中国，即“假道入明”或“唐人”。在丰臣秀吉的谈话或信函中提及的“明”或“唐”是指十六世纪末的中国。

江户时代初期藤原惺窝的弟子堀正意写的《朝鲜征伐记》说，丰臣秀吉作为信长的部将出师于播磨（兵库县）的天正五年（1577年），已经考虑从朝鲜征服明国。尽管这种说法的可信性尚待考证，但丰臣秀吉有此思想是明白无误的。天正十三年（1585年）他成为“关白”以后，一而再再而三地阐明这种思想，显然不满足于统一日本的目标，他向原来的家臣一柳未安透露了自己的胸臆：不仅仅是日本，不久唐国（明）也限期归顺。 

松田敏一的研究著作《太阖和外交》，引用了天正十三年丰臣秀吉寄给美浓的大垣代官的信中，有“命令平定唐国的意图”的字句。次年，丰臣秀吉在大阪与日本的耶稣会副管区长的谈话中提到：待日本国内诸事处理安定以后，将把日本（的统治权）让渡给弟弟美浓守（羽柴秀长），自己则决心渡海去征伐朝鲜和支那。为此，将采伐木材，建造二千艘海船，以壮出征军势。同年四月他向毛利辉元发出向九州派兵的指示的同时，又提到了渡海向朝鲜发兵。六月，他向对马的宗义调、义智父子指示，九州平定后，立即出兵朝鲜。八月，他向安国寺惠琼、黑田孝高透露了他有“征服唐国”的考虑。天正十五年丰臣秀吉从大阪出发向九州进攻时，兴福寺的多闻院英俊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听说丰臣秀吉要切入高丽（按：即朝鲜）、南蛮（按：指东南亚）、大唐（按：指明朝）的消息，惊叹这是“抑大篇之企”，“前代未闻”。 

最值得注意的是，丰臣秀吉在书简中常署名所谓“こんか”，它不仅有“殿下”的意思，而且有“天下”的意思，即“天下さま”，那意思是说，老子有“天下相”，是广阔世界的绝对统治者。他不仅要征服朝鲜，要征服大唐（明朝），还要征服“南蛮”——包括台湾、菲律宾、印度等地。一旦朝鲜、明国、南蛮都由他统一之时，他就是真正的“天下さま”了。作为“天下さま”的第一步，就是征服朝鲜。天正十八年（1590年）朝鲜方面勉强按照日本的要求派遣使节（正使黄允节，副使金诚一）赴日本，丰臣秀吉在接见使节后，让使节带回他给朝鲜国王的回信。这封信全部用汉字写成，开头是“日本国关白秀吉，奉书朝鲜国王阁下，雁书熏读，卷舒再三”，接下来谈到他统一全国的事，然后笔锋一转，以“天下さま”的口气谈到他的出生的神异：“然予尝当于托胎之时，慈母梦日轮入怀中，相士曰：日光之所及，无不照临，壮年必八表闻仁风，四海蒙盛名者，其何疑乎！依有此奇异，作敌心者自然摧灭，战则无不胜，攻则无不取。”以下便谈到“假道入明”的意图：“不屑国家之隔山海之远，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者，在方寸中。贵国先驱而入朝，依有远虑无近忧者乎。远邦小岛在海中者，后进者不可作许容也。予入大明之日，将士卒，临军营，则弥可修邻盟也。予愿无他，只显佳名于三国而已。俨然是一派君临天下的“天下さま”架势。因此凡日光所及都应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朝鲜和大明国当然应该手到擒来。这份致朝鲜国王的书信，完全可以看作丰臣秀吉“假道入明”的正式政策声明。联系到他先前扬言征服“南蛮”的计划，可以看到，他并不以东北亚为满足，还要东南亚，企图实现其“大东亚构想”。铃木良一的论文《秀吉的“朝鲜征伐”》援引“前田家所藏文书”，披露了丰臣秀吉在天正二十年（1592年）五月十八日的一封信，其中提及构建以北京为首都的“大东亚帝国”的梦想，现在已为众所周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