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4月7日是复旦大学原党委书记杨西光九十五周年诞辰。《光明日报》记者邓加荣撰写的 “杨西光在复旦校园里”一文，反映了杨西光在主持复旦工作期间一心为公、密切联系群众、知人善任、竭力保护知识分子等方面的感人事迹。今本刊将该文缩编发表，以志纪念。

数学新星谷超豪，是复旦大学的骄傲。他还在当讲师的时候，就崭露头角，有了些名气，而且又是地下党员，因之，在杨西光主持下选定出的几十名重点培养对象中，自然也少不了他。不过对于这样一个业务尖子，杨西光也并没有放松在政治上的培养。他的原则，永远是又专又红，对于骨干教师，更是如此。但他也反对埋头攻读的人，叫作走白专道路。他说：“学校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有知识的人才嘛！对于这些人，不能歧视他们！”

“一批里出一个，一个再带动一批。”这是他着意培养中青年业务骨干的一个口号。

在他主政期间，学校没有盖一间机关办公用楼；相反，还将原来机关占用的条件较好的办公楼让了出来，改做教学用楼。校部的各党、政部门，都搬进解放前建造的几栋旧楼里。这些旧楼又小又低，通风和采光条件都不好。党政机关所有各部门、各科室，都挤在那4栋总面积不到1400平方米的狭窄空间里。党委和团委合用一栋小楼，总面积也不过300多平米，党委书记和副书记都没有个人独用的办公室，他要把一切便利条件都让给第一线上的人，让给教师和学生。因为，复旦毕竟是一所学校。

三

院系调整给复旦大学带来了良好机遇。正因为它当时有很开明得力的党委副书记王零和不久调来的书记兼副校长杨西光，齐心协力将机遇抓住，充分地发挥和恰当地运用了这些人才，这才在教学与科研上得以硕果累累，使得复旦名声鹊起，地位猛升，形成了与北京大学，两峰并峙、双水分流地居于南北扛鼎之势和并列局面，许多人都竖起姆指说：“北有北大，南有复旦”。当日的数学系教授，后来成为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曾经感慨地说：“杨西光对复旦大学和复旦数学系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我敢说，没有杨（西光）、王（零），就没有今天的复旦。”当年的化学系教员、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邓景发先生也曾触景生情地说：“复旦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杨（西光）、王（零）两位，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们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中，还为复旦做了那么多的工作！”而中文系的章培恒教授在百年校庆时对这段历史讲得更加清楚，他说：“在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复旦骤然增加了许多知名的教授，学术力量大增。然而，获得这种好运道的大学并不只是复旦一家，有些学校好景不长，又渐渐消沉了；有些却抓住了这一机遇，向前迈进。复旦属于后者，杨、王两位抓住了机遇。”

他在党委会议上提出这个方针，会下，又通过与各系总支和系领导反复榷商研究，最后确定下一个要重点培养的中青年教师名单，在三年困难时期，想办法给他们吃偏食小灶，工作上压挑子加重担，让他们成为“又红又专”、既有较强的业务知识，又有组织管理能力的带头雁。然后，学校再通过这个头雁的带领，使整个复旦的教学与科研实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实现全面的发展繁荣，让复旦的天空上升起光芒四射的繁星。

“贾先生，你这烟不好，抽我的吧！我的烟好！”说着，便从兜里掏出事先已经准备好的一盒高级烟“大中华”递过去。

他对于所培养的业务骨干，不仅在政治上从难从严地锻炼你，而且在政治上也尽力地呵护你，给你一个发展的环境和成长的空间。谢希德，就是受到这种政治呵护而成长起来的一个女物理学家。她是解放初期从美国留学归来的一个学子。在当时，有许多人对于这些由西方文化培养出来的人，在政治上和使用上，心中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界限，很难做到“放手”二字。而杨西光则是大胆的放手，真心实意的放手亲自到她家中拜访，发展她入了党，选为校党委委员。杨西光调北京后，还向胡耀邦同志、宋任穷同志推荐了她，使她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正由于杨西光如此识才、重才，才使谢希德在复旦学园里得以走上比较平坦的发展道路，使她充分地展现才华。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她当上了复旦大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校长，出任上海市政协的领导人。

他一到复旦大学里来就自发地认识到，只有紧紧地团结和依靠那些可以作为，而且也必定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才能把学校办好，才能够出成果，出人才，营造出“一种适合于从事教学、科研和人才成长的环境来。”这是他经常说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