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了孟老夫子的一句话和齐威王的一则故事。孟子说过：“格君心之非。”格者，正也，“格君心之非”，说的是君主有了错误念头，儒者或为臣者可以出面批评他、纠正他。汉朝刘向《战国策》中谈到齐威王的故事。齐威王为了鼓励人们给自己提意见，曾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据说，此令既出，提意见的人络绎不绝，齐国因此大治。历史上的齐威王是否真的如此虚心大度，因为没有更多佐证，不敢肯定。不过，这个故事反映出儒家的一种理想：国君的位子虽高，权力虽大，也需要听取批评，越是当面的、尖锐的批评，越应受到奖励。

明知领导人错了，就是不愿或不敢向领导人提出，甚至将错就错，以错为正。于是，一桩牵连甚广、危害极大的冤案就这样造成了。

历史上，一个人能成为领袖，必有其过人之处。革命领袖，如果能充分掌握并运用人类创造的知识宝库，又善于集中当代人民群众的无穷智慧，就可能比常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其所言、所思、所行可能谬误更少而真理更多。然而，世界上没有全知全能的圣人，做错事、作出错误决策都是难免的，这就需要民主，需要监督和制衡，做到有“非”允许“格”，有“过”允许“刺”。这样，其“非”其“过”就可能及时改正，不会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在这方面，胡风案的定性，“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是前车之鉴，值得人们深长思之。

其实，罗瑞卿也并非没有与王康类似的看法。某次，公安部罗瑞卿、高检梁国斌、高法高克林等召开“三长会议”，研究审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准备工作。罗瑞卿说：“把胡风集团作为与美蒋密切联系的反革命集团是勉强一点，但这是毛主席亲自定的，大家看怎么办？”另外“两长”也认为证据不足，最后罗瑞卿表示：“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办吧！”

权力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权力越大，为善与为恶的能耐也越大。因此权力需要制衡，使之尽可能为善而不为恶。国君为善，一国之人受惠；为恶，一国之人遭殃。怎么办？于是便有“格君心之非”的提倡与“面刺寡人之过”的故事。儒家虽然承认国君的最高权力，但并不承认国君是最高道德和最高智慧的代表者，希望用“格”与“刺”的方法防止对“权力”的滥用。这是儒家聪明的地方，无以名之，勉强概括，也许可以说是一种“儒学民主主义”吧。在“儒学民主主义”的培育、熏陶下，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不少敢于向皇帝提意见的名臣，如唐代的魏征、宋朝的朱熹、明代的海瑞等。他们敢于冒犯天威，犯颜抗争，才使得皇帝有可能少做错事、坏事。自然，儒学提倡的这种“格君心之非”与“面刺寡人之过”对皇权的约束力很小，也很可怜，若碰到“昏君”、“暴君”，儒家就无所施其技了。

我读过王康同志一篇题为《我参加审查胡风案的经历》的回忆文章。王康去世后，其家属编了一本《王康纪念文集》，读后颇多感慨。王康原任中宣部干部处副处长，胡风案发生后，被派往中央肃反领导十人小组，任办公室副主任，亲自参加了胡风案的审查。审查中，他发现胡风解放前是被国民党严密监视的左派人士，而被说成是胡风集团重要骨干的阿垅，则已由周恩来等人证明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因此，王康在1956年春天的肃反领导小组办公会议上提出，胡风集团中没有反动历史的人是否可以不定为反革命分子。没想到罗瑞卿却批评说：“王康！你这个意见是个坏意见。”多年后，王康因此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然而，很可惜，有一段时期，我们连“格君心之非”这样可怜的一点“儒学民主主义”都不允许，自然“面刺寡人之过”更被认为“大逆不道”了。罗瑞卿等固然不敢纠正毛泽东等关于胡风案的错误定性，“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当时又有多少人敢出面指明？彭德怀、张志新等人是勇士，他们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然而，不是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罢官批判，就是被作为反革命分子割喉处决。

其后，周扬曾与罗瑞卿商量，是否召开十人小组全体会议讨论一下，但罗表示胡风集团是毛主席定的性，怎么能讨论？又其后，公安部上报过一份给部分“胡风分子”甄别平反的报告，陆定一和罗瑞卿决定压下这个报告。理由是，报给毛主席，毛主席也不会批准，只会干扰主席的全局部署，费力不讨好。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0年第8期，作者：吴戈，原题：《“格君心之非”与“面刺寡人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