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于1933年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对进步文化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文艺派别。中国共产党一直把他作为进步作家和朋友，1949年邀他参加了全国政协一届一次全体会议，解放后他担任了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人民文学》编辑委员等职务，1954年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1952年文艺界整风，有人要求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展开批评。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胡风派主要成员舒芜在《长江日报》上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编者按语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对此，胡风表示异议，并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对其文艺思想进行讨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周扬召集在京的部分文艺界人士同胡风举行了座谈。胡风不承认自己的文艺思想有什么错误。中共中央认为他坚持的错误文艺理论，在一些文艺工作者中有不良影响，决定对其文艺思想做公开批判。1953年初，《文艺报》陆续发表了林默涵、何其芳等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人民日报》同时做了转载。胡风不服，1954年7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对批评进行了反驳。

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出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这个报告曲解了胡风写给中央的报告中的原意，说胡风诬蔑党提出的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是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列举了胡风及其文艺派别五个方面的错误思想，认为胡风给中央的报告和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是“很有系统地、坚决地宣传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他的这种思想是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报告》请求对胡风的思想“展开讨论和批判”，并对胡风小集团中“可能隐藏的坏分子”“加以注意和考查”。26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宣部的报告，并指出，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

从2月开始，各地纷纷召开文艺界人士、高校师生座谈会、讨论会，开展对胡风思想的批判。《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也展开了对胡风思想的批判。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也多次举行活动，批判胡风的思想。但这里，党和政府还是把胡风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

5月13日，《人民日报》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为题，公布了舒芜辑录的部分胡风在解放前写给他的信以及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并加编者按语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于是，胡风等人被打成了“反党集团”，全国立即掀起了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

5月18日，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人民日报》又将胡风同一些人在解放后的来往信件分类摘录，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第三批材料予以公布。随后，这三批材料又汇编成书，由毛泽东作序发行全国。全国展开了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

对胡风等人的批判，歪曲原意，断章取义，无限上纲，行政干预，直至逮捕入狱。这一切，大大伤害了一些愿意为人民工作的知识分子，给中国科学文化事业造成了消极影响，是一次沉痛的历史教训。

胡风被监禁了10年之后，1965年11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4年。10年已经过去，还有4年监外执行。12月底，胡风走出秦城监狱，全家团聚过了一个春节。春节过后，胡风夫妇被通知离开北京到四川成都去。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西边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1967年11月，胡风被四川省公安厅押至成都，再度入狱。1970年1月，胡风以“写反动诗词”和“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其实是在报纸空白处写诗)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刑，不准上诉。他被戴上手铐，押至大竹县第三监狱。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胡风被释放出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审查结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

胡风在平反后，担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