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把胡风也作为一个“出卖者”提出来之前，学界私下里对此已有过不少议论。不但已经公开和半公开的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中就有胡风揭发舒芜历史问题和现实政治表现的专节〔1〕，在有关胡风与舒芜交往的其他材料中人们对此也有所感觉。学界之所以没有对此进行道德评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方非在《舒芜：被出卖的命运》一文中提出的那个问题：

近读吴永平《舒芜胡风交往简表》（《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一期）、《谁说胡风不告密》（《南方都市报》2009年11月18日）、方非《舒芜：被出卖的命运》（《粤海风》2010年第三期）几篇涉及胡风、舒芜在当年“胡风案”中恩怨纠葛的文字，感到一段似乎已经了结的公案大有重新摆到桌面上来的架势。联系到近些年不断揭发出中国知识分子在“前三十年”“改造”岁月中一些有悖“道德”的行为（如章诒和发在《南方周末》2009年4月2日的《卧底》、寓真发于2009年2月《中国作家》纪实版的《聂绀弩刑事档案》等），再看到许多读者发网文感慨中国知识分子“没一个好东西”，不由得生发出一些关于胡风、舒芜和有关中国知识分子道德行为的思索。

至于为什么胡风的“密告”“无人理睬”而舒芜的“出卖”却起了大作用，道理也颇简单。这是一场早就有所规划、意在铲除异端文艺思想的政治斗争；是政治斗争，就涉及斗争的策略问题，攻谁不攻谁、这样攻或那样攻，都是与政治斗争的目的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场政治斗争的主攻方向无疑是胡风及其“小集团”，只有涉及胡风及其“小集团”的揭发才是最有价值的材料，也才符合斗争的大方向，舒芜的“揭发”正好派上了用场；而胡风对舒芜的“密告”只能起到“把水搅浑”，“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隐蔽着”，“干扰斗争大方向”的作用。从政治斗争的策略上讲，利用敌方的内部矛盾，分化、瓦解敌方，把堡垒从内部击破，当然是最有效的办法。“无人理睬”胡风的“密告”或由此更“看透”胡风则是十分正常的。等到这场斗争结束，开展下一场政治斗争时，胡风的“揭发”就起作用了。舒芜在不久后的“反右运动”中未能幸免，是不是与胡风的“揭发”也有一定关系呢？

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那些暂时被忽略的细节和事实没有意义。如果我们抛开这桩尘埃落定的所谓“反革命案”本身，着重着眼于一代知识人文化人思想和人格发生的蜕变，无论是舒芜的“揭发”还是胡风对“揭发者”的“揭发”，甚至谁“揭发”于先，谁“揭发”于后，可能都具有同等的学术意义。

本文摘自《粤海风》2010年第6期，作者：郭铁成，原题：《胡风、舒芜和有关道德问题》

核心提示：至为关键的就是这个“无人理睬”。这个“人”当然是指权力者。胡风“揭发”舒芜，权力者不予理睬，因而舒芜也没有由此酿出不幸。

胡风密告舒芜的结果不可谓不令他失望——无人理睬。〔2〕

至为关键的就是这个“无人理睬”。这个“人”当然是指权力者。胡风“揭发”舒芜，权力者不予理睬，因而舒芜也没有由此酿出不幸，而舒芜含着“揭发”性质的检讨文字以及交出与胡风等人的“私人信件”，却在构造“胡风反革命案”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以至于最终酿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千古奇冤。这个不争的史实，当然也就决定了人们对这桩冤案进行研究和探讨时把目光盯在哪里的问题。评析大的历史事件，对某些事实和细节的“暂时”忽略通常是难免的；在史书上留下记载的通常都是那些历史事件中的“要件”。舒芜的作为恰恰是构成了震惊中外“胡风案”的要件：他公开发表、又为《人民日报》转载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于“自我检查”的同时又把路翎、吕荧等人推出，于是坐实了当权者胡风“文艺小集团”的判断，谁都知道“小集团”的判断是可怕的，因为这就意味着后来毛泽东所说的“朋党”；他在对胡风的公开批判中引用胡风与他私人通信的话语，并由此交出胡风私人信件的原件，则导致反党“小集团”迅速转化为“反革命集团”。然而，胡风对他的“密告”却“无人理睬”——没有造成后果。这就使二者不但对于大的历史叙事具有了不可同日而语的意义，也在当时给二人带来了不同后果。这种出于权力者政治斗争需要的选择，也同时在另一种意义上决定了后来史学者的特有着眼点——在这里受害的历史主角是胡风及其朋友们而不是舒芜，舒芜在这桩公案中的角色担当，是必须而且一定要付出代价的。这实在是没办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