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胡风》：巴金最深的痛
 
2005年10月18日16:56 成都晚报  
 

　　巴金为什么要等到胡风死去一年的1986年8月20日，才写出《怀念胡风》一文？这一直是一个难以释怀的谜。

　　两人本是30年代的好朋友，同为鲁迅关心的弟子，而且他们均是鲁迅逝世的“抬棺人”。巴金与胡风的个人来往，远不如他与沈从文的关系亲密。在1949年以前，不论在抗战前的上海或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还是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在某些文艺问

　　1955年，在举国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时，和胡风已有深交的巴金，竟在上海作协多次主持批胡大会，并写下一篇又一篇的批胡檄文。当人们为鲁迅先生曾有不相信胡风是特务，赞扬胡风的文章而为难时，巴金奋起反驳：那是先生受了他的骗！1955年2月，巴金在北京听报告时遇见胡风，胡风恳请巴金多批评他，多提意见，巴金却当即愤怒地指责胡风是“　做贼心虚”。可想而知，当胡风面对20年的老朋友、同为鲁迅弟子的战友，竟然也如此“大义灭亲”，并坚决表示“我们只有毫无怜悯地把他们打进他们自己亲手挖好的‘深坟’里去。”此后，巴金还写了杂文《“学问”与“才华”》，继续批判胡风。

　　31年以后，巴金以沉重的心情重新回顾与胡风的交往，他特别提到1955年自己为了“过关”对胡风所作的批判，他表示，当他重读自己当年批判胡风的文章时，“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审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文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30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我以为，这是整本《随想录》中最为情绪激荡之处，具有“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景象。我们可以推想巴金在讲述这番话时，那种悔恨的程度。

　　人们不应该忘记，当年批判胡风的人成千上万，几乎所有知识界的知名人士毫无例外地参与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声讨。他们如果都能像巴金那样，存有一点惭愧之心，记住灾难，记住自己扮演过的角色，今后再要制造历史性的大冤案，就不会那么容易了。但这几乎是奢望，对巴金来讲，胡风已经是他晚年心中的一个梦魇。这是他难以逾越的一个梦魇。道理就在于知识分子、一般人承受的政治压力再高，也高不过胡风身为囚徒在监狱中的生死压力。1966年夏，胡风尚在服刑。官方来人要他揭发周扬问题，威逼兼利诱。人们都知道胡风揭发周扬，无论如何都不为过；此时胡风不揭发周扬，则可能加重刑期，甚至被推向极刑。是报复宿敌，以求获得“正当”的自由？还是顶着压力，甘冒生死之祸，保全一颗知识分子的良心？胡风的态度是：不管报上说得怎么吓死人，我应该有我自己的看法，决不在这里为某个人说一句坏话或一句好话，问题是怎样就说怎样。今天，周扬虽然被拎出来示众了，但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像这样来批周扬他们，是言过其实的，难以服人。

　　可是，当改革开放后，当巴金已在深刻忏悔，已经知道胡风是冤案之时，对如何直面胡风，显然他一直没有考虑妥帖。他一次次失掉了“永无重现”的机会。巴金后来自述：“去年(1985年)3月2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开馆，我到场祝贺。……我行动不便，只好让朋友们过来看我，梅志同志同胡风来到我面前，她指着胡风问我：‘还认得他吗？’我愣了一下。我应当知道他是胡风，这是在1955年以后我第一次看见他。……这以前(也是八十年代)他在上海住院的时候，我没有去看过他，也是因为我认为自己不曾偿还欠下的债，感到惭愧。”

　　这些细节是堪可玩味的。胡风出狱后在上海治病，同在上海的巴金，经常去医院的巴金，居然可以因为惭愧而不去当面向胡风致歉，这就让人不明白其中的奥妙了。“第二天上午我出席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胡风由他女儿陪着来了，坐在对面一张桌子旁边。我的眼光常常停在他脸上，我找不到过去那个熟悉的胡风了。……我打算在休息时候过去打个招呼，同他讲几句话。但是会议快要告一段落，他们父女就站起来走了。我的眼光送走他们，我有多少话要讲……我想起一句老话：‘见一次少一次。’我却想不到这就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我终于失去了向他偿还欠债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