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中，富强名列第一位。富强可以说是古今中外统治者共同追求的国家目标，富强的观念既包含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源流，更包含了对近代西方列强入侵的回应。

儒法富强观的分歧

中国古代有关“富强”的思想，至迟到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两条路线。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其大形势是“战而胜，则国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战而不胜，则国亡兵弱，身死名息”，这样“富强”便成为其“时代主题”。在各国追求“富强”的历史活动中，出现了以法家为主的“国家本位”富强观，即以国家富强为首要目标，其他方面则弃而不计。另一种则是儒家主张的以“仁义”为治国之本，以民富为先的富强观。

法家的目标是雄霸天下，商鞅是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最早将法家思想系统化并付诸实践者。为了实现“富强”，商鞅设计了一系列措施和手段。比如，“为田开阡陌封疆”，颁布“垦草令”，鼓励百姓开垦土地，“任其所耕，不限多少”；通过国家行政力量，调节并控制人口密度，做到“人地相称”；颁布“耕战令”，规定可以用上缴的农产品折抵相应的军功，以提高生产积极性；制定并大力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力图最大限度地保障农业生产人口，减抑商贾游食之人，根绝技巧奢华之事，“壹之农，则国家可富。”农耕，多粟，国富，强兵，霸天下，这就是商鞅设计的一条循序渐进的富强因果链。

但是，商鞅的富国思想是藏富于国库，而不是藏富于民。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民富会威胁到国富：“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因此，不能让民富，不能让民有“私荣”。商鞅特别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管理原则，叫“国富而贫治”。他明确规定，“家不积粟”，即农民除了口粮、种子之外，剩余的粮食百姓统统上缴国库，而不能积存于家，否则，便要治重罪。

另一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也认为：“人民财用足则隳于用力。”因此，“虽民足，何可以为治也？”他特别赞同“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国”的思想。可见，法家的富强理论只为“富国”而非为“富民”。

与法家的“富强”观不同，儒家则主张“民富为先”，主张藏富于民。孔子说：“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论语?子路》里的经典问答就体现了孔子的治国思想：“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庶矣，即人丁兴旺，古人称富庶，即把人口增长看作是富裕的前提。人多了以后怎么办呢，孔子提出“先富后教”。孔子的学生有若在回答鲁哀公如何解决国用不足的问题时，便主张将赋税减半。他告诫鲁君说：“百姓足，君孰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于足？”

在儒家看来，“富民”是“王道之始”，所以主张轻徭薄赋。当孔子见到身为季氏家臣的冉求，“为之聚敛而附益之”时，非常气愤地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孟子认为最适宜的税制是什一税，即十分之一的税率。低于什一税，不足以供养君子，高于什一税，就是横征暴敛了。因此，他批评法家的富国政策是“富桀”，骂秦孝公、商鞅是“暴君污吏”。

在春秋战国争霸战的大形势下，法家的富国强兵的路线确实可以迅速见效，而儒家的富国方案则不免迂腐。但是法家的富国之策，却并不能带来持久的富强。秦王朝之短促的命运就证明了这一点。贾谊在《过秦论》中分析秦败亡原因，指出秦兼并六国以后仍不改法家“强国方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以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

而在儒家看来，富强包含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更看重“义”的价值和意义，强调“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 在义利关系上强调“正其义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儒家追求的“富强”，不是物丰兵利的富强，而是“仁义”充实的富强。邓新文教授把儒家的富强观归结为两点，即“德为本，财为末”和“富强在天”。近代中国的被动挨打，很多人在反思中国落后时，将其归咎为儒家思想的阻碍，提出“打倒孔家店”。而随着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对儒家价值与富强的关系又有了新的解释。

近代西方因何富强

近代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中国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面对列强的入侵和积贫积弱的中国，从林则徐、严复、康有为、孙中山、胡适到毛泽东，一直在中西比较中寻求一条中国的富强之路。中国近现代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中国人民谋求富强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