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高帅母亲韩女士介绍，儿子高帅自去年3月1日试训期结束后，学校既不为高帅办理转正手续，也不让他选择其他运动队，还不安排他正常训练和学习新动作。高帅还曾多次被同学殴打，被教练无故罚倒立一个多小时，甚至还被同学和教练诬陷为小偷。这一系列的事件导致了高帅成绩止步不前，更被查出了精神抑郁，出现了自杀和杀人的倾向。高帅还曾私自离开先农坛体校，并留下一封遗书，企图去后海自杀，后因发现及时，阻止了这一悲剧的发生。

高帅今年12岁，在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从事体操训练，3岁半开始进行体操训练，8岁成为国家一级运动员，多次在全国比赛中获得好的名次和奖牌。2006年9月1日被先农坛体校招入试训。

当十二号法庭审判长甄法官一声槌响之后，“高帅受虐案”终于有了定论，尽管高帅一家获得了胜利，但是判决的条件无法让高帅的母亲韩冬梅满意。当庭审未结束时，韩冬梅对于是否上诉还在犹豫，但是庭审结束之后，先农坛体校党委书记当庭将一份解约协议书交给韩冬梅时，韩冬梅终于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泪流满面的同时当庭高喊“我就是死也要上诉”。

在先农坛体校，每个教练掌握着数十名孩子的“生死大权”，在孩子的训练比赛、能力提高、选拔推送等问题上拥有唯一话语权，而且教练间相互达成“潜规则”——严禁孩子中途换教练，这样直接造成了望子成龙的父母和尚未成年的孩子的弱势地位，教练的唯一性使得孩子和家长们在有形和无形之间投入巨大物质和精神成本。更令人悲哀的是，巨大成本投入却带来几乎零回报，这才是让以高帅母亲为代表的家长们群情激愤的原罪。

在国外，运动员一般都实行教练聘用制，一旦教练无法让自己的竞技水平提高，运动员有权炒教练的鱿鱼，而在中国这样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无数个教练被运动员称为“再生父母”，从另一个侧面也折射出运动员对教练呈现出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的顶礼膜拜，即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偏执观念，“教练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几乎成为一些运动员以及家长的默认思维，因为他们在体制上无法撼动教练的固有地位，在精神上也甘愿接受教练的思维奴化，这也间接助推教练登上王座并肆无忌惮地发号施令。陶 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