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寻找·苏慧廉》让读者认识了民国期间这位著名的英国传教士和汉学家，这本书也被各家媒体评为年度好书。之后，作者沈迦又出版了《一条开往中国的船》，再度引起读者关注。前不久，沈迦主编了苏慧廉女儿谢福芸四本著作《名门》《潜龙潭》《中国淑女》《崭新中国》，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趁着沈迦回国的机会，就传教士与中西文化融合等问题，凤凰网专访了沈迦。

苏慧廉女儿谢福芸的四本著作

沈迦：传教士与中西文化融合

教堂改变了底层社会的权力格局

凤凰网：我看到你的经历，说你们家从你祖母那一代开始就信基督教，苏慧廉本身也是一个传教士，你做苏慧廉研究的机缘和契机，包括你对他的兴趣，里面基督教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沈迦：我能注意苏慧廉，确实是因为宗教的原因，如果我不是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我不会关注苏慧廉。温州是沿海城市，晚清的口岸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比较大，我相信，在沿海开放城市，有不少这种几代人信仰基督教的家庭，我家一定不是特例。在我老家温州，这种家庭比比皆是。今天的福州、厦门包括上海、南京，这些当年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城市，这是挺普遍的情况。

因为有家族信仰传承，我平常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会多一点，小时候看长辈怎么做祷告，礼拜天到教堂是生活的一个部分，认识奶奶的朋友，大部分都是教徒，我从小就会跟着家里人去教堂，然后也会听到一些关于传教士、信徒的故事或者传说，童年的心中有一些痕迹与记忆。

我做苏慧廉和谢福芸的研究，一定是从这里开始。关注苏慧廉以后继续往前走，从《寻找·苏慧廉》到《一条开往中国的船》，再到今天整理谢福芸作品，就不仅仅只是宗教的原因。有时候，我更多想探索中国历史走到今天的发展轨迹，或者也在寻找我们国家或者这个民族，这群中国人跟世界交往的模式，这个话题可能更有意思。

凤凰网：我看《一条开往中国的船》，就看到你寻苏慧廉的墓地、故居，在海外查找资料。当你做这种历史研究的时候，肯定是有你自己关注的问题，有当代意识在里面。

沈迦：确实有当代意识。当代感越强，即当你寻找到的这个东西跟今当下发生更密切联系的时候，其实打动你的更多。

我起初做苏慧廉研究的时候，没有这么强烈的当代意识。当年只有一个比较朴素的愿望，就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人，我想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2007年我确定下做这件事的时候，也只有这样一个动因。但在寻找苏慧廉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初衷改变了很多。我把它找出来的目的是干什么？我不是仅为这个人写一篇生平，我其实（来就）想告诉大家，我们为什么忘记了？还有我们曾经有过的与世界相处的生存模式，对我们今天的启示意义在哪里？包括我这次花不少的精力把谢福芸这四本书推出来，其实不仅是告诉大家谢福芸笔下多么精彩的故事，我更想说，我们曾经跟这个世界有很好的互动，中国跟欧美文明之间曾经无缝连接，并不敌视。我们曾经敌视，但逐渐化解掉了。说实话，那个时代人的现代化的程度或者文明的程度，看世界的眼光，有些地方比今天还文明一点。

凤凰网：《开往中国的一条船》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毓贤在山西1900年杀戮传教士，那一段非常惨烈，不仅杀死了传教士，而且杀死了妇女和儿童。你刚才也说到，包括李提摩太甚至更早的一些传教士，他们来中国的时候，克服的困难比苏慧廉他们还要大一些，到苏慧廉这一代传教士，可以算是磨合比较好的阶段。你如何看待晚清到民国这段时间，由传教士带来的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

沈迦：晚清的时候，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或者叫基督教文明的国家，跟我们传统的中国大陆，最早就想寻求一种合作，其实鸦片战争的核心就是要做贸易，英国并没有想侵占中国领土。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廷确定打不过英国，然后坐下来谈判，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真正的开放了口岸，开始通商，传教的内容都写入不平等条约。

最初只能在《南京条约》中约定的五个城市传教，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就变成沿海的口岸，甚至到内地都可以自由传教，可以建教堂，传教士可以在中国居住生活。也有人讲，基督教是靠着帝国主义的炮舰进入大清，但这些来华的传教士其实不属于他们国家的政府。因为教会在西方是NGO组织（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即非政府组织），不是政府拨款的组织，那些来华传教士不拿国家的工资，不是为他的国家工作的，他们认为自己是为上帝工作的。所以，大量传教士都自发向他所在的教会报名，前往中国传教，这就是晚清传教的基本组织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