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非法化与新世界秩序

近日，美、英、法对叙利亚的轰炸再度让战争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最新一期《伦敦书评》刊登了康奈尔大学历史教授伊莎贝尔·赫尔题为“一切皆可废除（Anything Can Be Rescinded）”书评文章，对乌纳⋅海瑟薇和斯科特⋅夏皮罗的著作《国际主义者和他们的战争非法化计划》（The Internationalists and Their Plan to Outlaw War）进行了评论。

《巴黎和平协定》（1928）。

1928年的《巴黎和平协定》（Paris Peace Pact）又名《凯洛格–布里安协定》（Kellogg-Briand Pact），这份协定的签署者是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弗兰克·凯洛格和法国外交官阿里斯蒂德·布里安，他们的签名意味着同意“谴责依靠战争解决国际争端，并放弃将其作为处理与他国关系的国家政策手段”。然而由于缺乏强制性，以及从表面上来起来被11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无视，《凯洛格-布里安协定》被视为毫无希望的乌托邦，但乌纳⋅海瑟薇和斯科特⋅夏皮罗认为它是具有革命性的。通过宣布战争是不合法的，它为延续至今却并未被予以重视的“新世界秩序”奠定了法律基础。

该书开始于对“旧世界秩序”的暗淡描述，彼时由于没有国际法庭，诉诸战争以纠正不满或解决争端是国家权利所在，战争是一种合法性机制。海瑟薇和夏皮罗对从16世纪晚期到1939年间的400多份战争声明的研究发现，自卫、执行条约、国际法和继承法是各个国家提及最多的战争理由。除了允许武装冲突的频繁发生以外，战争的合法地位还给国际关系带来了其他后果。既然武力可以用于解决冲突，这个制度奖励强者并神化了“力量即正义”原则。它使得征服被合法化，允许武力威胁（炮舰外交），并为发动战争的决策者和战斗的士兵提供保护，战争中的杀戮不被认为是谋杀。最后，合法战争要求中立国保持绝对公正，因而经济制裁是不合法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海瑟薇和夏皮罗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哈撒韦和夏皮罗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可怕的高潮”。 即便是国际联盟也“并未通报”其结束，因为其盟约仍允许成员国在三个月的冷静期之后对严重的、非司法的争端诉诸战争。

海瑟薇和夏皮罗立论的前提是，既然这些国家似乎无法摆脱战争，那么民间社会不得不进行干预。他们将笔墨集中在帮助斡旋、制度化以及阐释《凯洛格-布里安协定》的四位“国际主义者”身上。第一位是芝加哥的公司律师萨蒙·列文森，他的小册子“战争的法律地位”（1918）指出，除了那些真正始于自卫的战争之外，所有战争都应该被定罪，所有征服都应被宣告无效。列文森在6个月把这本宣传册印制了35万册，引起了公众和精英的讨论。第二位是哥伦比亚历史学家詹姆斯·肖特维尔，他以“侵略战争”为目标，将其定义为后于（或无视）常设国际法院的强制仲裁和判决的武力使用。1924年的“日内瓦议定书”含有肖特维尔对“侵略战争”的定义，得到47个成员国的批准，但仅对其适用。肖特维尔的备忘录是布里安向美国提出建议的基础，而列文森宣布战争非法的条约草案被传达给了国务院的凯洛格。

《凯洛格–布里安协定》签署现场。

尽管《凯洛格–布里安协定》实际上是一系列精明的外交手腕和政治交易的产物，但海瑟薇和夏皮罗认为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这一协定最终成为了国际法并获得了自己的生命。正是在这一协定的影响下，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斯廷森拒绝承认日本1931年对满洲、意大利1936年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第三位国际主义者是二战期间的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他成功地迫使罗斯福总统在1942年1月1日签订的《大西洋宪章》中声明该协定的原则是同盟军的战争目标，呼吁“全世界所有国家达成对武力的弃用”。第四位是赫什·劳特派特，他主张该协定颠覆了国际秩序的基本结构，并因帮助确立了一系列具体原则而被称为“新世界秩序之父”：中立国不再受到公正原则的束缚，被允许帮助侵略行为的受害者，征服变为非法行为，发动非法战争的领导人个人可以被追究责任，在威压之下被迫签订的条约变得无效。

1945年以后的新世界秩序的优势体现在国家间战争和吞并的显著减少，外交制裁替代了绝大部分的战争威胁。海瑟薇和夏皮罗深知战争并未消失，只是转移并变换了形式。现在的战争大多发生在一国范围之内，往往是去殖民化、内乱和政权失败的结果。发生在叙利亚等国家的战争尽管在死亡人数、被迫迁徙及其引发的国际分裂上都是令人震惊的，但仍然无法跟世界大战相比拟。海瑟薇和夏皮罗的观点是，“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新世纪秩序仍然好于旧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