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官:话事权增加 晋升无禁区
中国现任女官样本——从左至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殷晓静,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程红,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曾庆红,甘肃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张晓兰,山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高晓兵,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
大公网评论员 马俊茂
2015年“三八妇女节”是一个“双重时间节点”,既是女性的又是政治的,而女官身上所蕴含的性别和职位属性无疑让她们在此节点上备受瞩目。
短暂回往。中国的历史即是一部男权的历史,所有关乎历史演变与国运走向的岔道口都充斥着浓浓的男性荷尔蒙之力。虽然在中前唐与晚清两个时空中出现了短暂的“逆转”,但这对于漫长的中国历史而言,依然改变不了由男性主导社会秩序的大格局。
深重的传统让中国女性长期处于服从者的一方,权力场上一度连这种附属的角色都不曾有过。转折点随着现代政治文明的普及和中国女性权利意识的崛起而到来。
自“宋氏三姐妹”以降,及至中共建政到当下,“中国女官”缓慢走向历史前台,从国家领导人到省部级大员,从决策到执行,政坛“玫瑰色”逐渐渲染开来。
新中国女官的历史演变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他身后第一排的一个女性身影极其醒目,她便是国父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即便统战的意义大于实际的政治组织意义,但站到前台的她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开启了中国现代女性的从政帷幕。
拜特殊的历史原因所赐,从建国到文革前夕的中国政治基本是一个统帅和一群将军的时代,此间,政协和部分初创期的部委中已经出现了女官身影。十年动乱期,所有的政治秩序全部被最高统帅击碎,大步走向舞台中央的也只有江青和叶群两个特殊的女性。翻过文革这一页到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共逐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过渡,虽然不是全面开花,但“中国女官”们的基数逐渐扩大,这一段可称之为打基础的年代。新世纪到“新常态”的当下,女性从政已逐渐被确立为一种政治规矩。
虽然官场“玫瑰之色”渐现,但从1949年至今,在中国权力金字塔端的政治局常委会人数不断变迁,但始终没有出现过女性身影。与之相对应的正国级官员只有邓颖超在全国政协主席任上得享。
在中国的政治谱系中,正副国级干部都被称为国家领导人。从1949年至今,除了邓颖超之外,副国级的国家领导人共产生了28位。其中21位曾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及全国政协主席副职,另外7位从党政系统而来,或为政治局委员,或为国务院副总理,或二者兼有,她们分别是:江青、叶群、吴桂贤、陈慕华、吴仪、刘延东、孙春兰。
21位全国人大及全国政协主席副职中,大多皆从民主党派而来,如史良、雷洁琼、何鲁丽、严隽琪、林文漪等人。从党政系统而来的有李素文、彭佩云、陈至立等。如今少有人知的史良与李德全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分别任司法部和卫生部的首任部长,史良曾被毛泽东誉为“女中豪杰”,是新中国司法行政工作的奠基人,李德全更被广为人知的身份则是冯玉祥的夫人。李素文的仕途走红是文革时代政治秩序畸形化的产物,李素文曾被称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1973年在其40岁时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42岁时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跻身国家领导人行列。
党政系统产生的女性国家领导人一般广为人知。江青与叶群共同在1969年九大上当选政治局委员,但让江青权力熏天的职位则来自于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最终二人皆以悲剧收场,命运殊途同归,这是由时代病与个人对权力的曲解共同造就的悲剧。吴桂贤比上述李素文更进一步,30岁成中央委员,37岁任国务院副总理,这种进阶的模式与速度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独一无二。陈慕华1980年59岁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此后还兼任外经贸部部长,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和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一抹亮丽的女性色彩。“铁娘子”吴仪被人津津乐道的总是她的婚姻问题,但其对中国对外商贸谈判及“非典时期”的恢复治愈工作做出的贡献也应该记在历史的功劳簿上。
在新中国历史上的地方大员层面,总共产生了3位省委书记,5位省长(主席)。3位书记分别是:吕玉兰、万绍芬、孙春兰。吕玉兰与上述李素文和吴桂贤类似,文革中29岁时任中央委员,1977年37岁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但在三年后被免职,赴正定担任县委副书记与习近平成为同事;万绍芬1985年任江西省委书记,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正牌”的女性地方一把手;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统战部部长孙春兰曾在福建、天津两地任职省(市)委书记。5位省长是顾秀莲、乌云其木格、宋秀岩、李斌和刘慧。顾秀莲1982年从国家计委“空降”至江苏任省长,其后长期任职化工部部长;蒙古族乌云其木格2000年顶替因车祸去世的云布龙任职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卸任内蒙古主席后任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现任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宋秀岩曾任青海省省长;现任卫计委主任李斌曾任安徽省长;刘慧现任宁夏自治区主席,也是三十一个省级行政版图上唯一的女行政首长。
中国女官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