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志坚像：澎湃新闻 刘筝 绘
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有文学性新闻的项目，历史学系和它合作，有时会进行对话。我偶尔也会教一门关于历史写作的研讨班，分别面向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平常的研讨班里，大家讨论都是关注书中论点如何、是否令人信服。但我在教写作研讨班时，我们讨论的是这本书作为文本好在哪里。我会让学生挑选他们觉得尤其动人的某句话或某段话，一起进行剖析。

还有一名非常成功的历史学家既取得了写作上的成功，让普通读者喜爱，又受到了职业历史学家的敬佩，那就是为《纽约客》撰稿的吉尔·勒波尔（Jill Lepore）。
在通俗写作中，我们通常会选择留下文字记录的人物作为主角，但也可以更创新一些。比如在写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时，虽然事情发生在1900年，我并不在场，但我会加入一些自己去参观相关纪念碑的小故事。所以尽管这是一本历史书，但我也可以成为书中的一个微小的人物。
近年来，全球视角是您著作中的一大重点，但全球化通常范围宏大，令人难以捉摸，具体的、当地的故事似乎更容易吸引普通读者的注意力。您认为如何可以在地方和全球视角中找到平衡？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他的著作总是充满想象力，比如《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就试图重现一个被卷入诉讼、最后去世的女性的经历。史景迁做的最冒险的一件事是想象王氏在死前的梦境。这是无法证明的，但他会在脚注中解释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猜想。

您自己在写作时，是否用了什么特殊的方法使作品更加引人入胜？在无法直接与历史人物交谈的情况下，怎样把他们写得栩栩如生？
基于娜塔莉·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改编的同名电影。图片来自网络

华志坚：这是一个矛盾，我想魏斐德在训练我时也面临过这个矛盾。他当时写的书可读性非常强，但他仍然认为我应该先写博士论文来证明自己。在我训练学生时，我知道招聘委员会想看到可以证明候选人实力的证据，如果我们花太多时间在写作质量上，就可能会变成障碍。不过我确实试着鼓励学生在每一阶段都思考写作和结构的问题。
在历史浪潮的冲刷下，着眼于往昔的作者是如何打捞小人物的声音、重述大人物的故事，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如何让更多人对古老而遥远的生命产生共鸣，找到历史与当下之间的联系？9月16日，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历史学教授华志坚（Jeffrey Wasserstrom）在“镜相研究室”的专访中介绍了他为大众读者写作的一些经验和观察。

在讲好历史故事方面，还有哪些书对您产生了影响？

华志坚：我觉得这会受到特定风潮的影响，在过去10年左右发生了改变。有一段时间，历史学家觉得别人认为他们不像社会科学家那样严肃、科学，但如果采用社会科学的模式就不容易讲故事。
通常，历史学家需要靠第一本书拿到教职，而如果把第一本书写得很通俗，就会有风险。有少数人的处女作非常通俗易懂，并且在职业生涯中也相当成功。

以写作为志业走进历史

在比我年轻的作者中，也有人在以全球视角做同样的事情。史景迁的一名学生裴士峰（Stephen Platt）撰写了《天国之秋》（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他注意到太平天国运动和美国南北战争发生在同一时期，并不只是觉得“哦，它们居然发生在同时，挺有趣的”，而是思考“这两者间有什么联系，当时的人们是否认为它们有关”。

王府井天主教堂。义和团运动期间，东堂也未能幸免，今天的东堂是1904年重建的。视觉中国 图

我在儿时最早读的关于过去的书就是历史小说。英国作家玛丽·瑞瑙特（Mary Renault）写了一系列设定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小说，很有意思。还有一名汉学家写了关于狄仁杰断案的故事（荷兰汉学家高罗佩著《大唐狄公案》），虽是悬疑故事，但让我学到了一点中国历史。另一本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书是约瑟芬·铁伊（Josephine Tey）的《时间的女儿》（The Daughter of Time），讲的是一名警探受伤住院时破解关于英国国王理查三世悬案的故事。
在我专攻历史学后，我必须学习像学者那样写作，接受博士训练。但我崇拜的一些历史学家也以创新形式为大众写作。所以在我找到工作、证明了自己作为学者的能力之后，就开始想办法更有创意地讲故事。

我特别喜欢那些在文字上令人兴奋同时又能佐证某种论点的史料。当我写通俗读物的时候，如果能找到一首符合我意图的、文笔优美的诗歌，我就会把它融入书中，这样我就不用为雕琢每一句话而苦思冥想了。

另一项挑战则是合作。历史学家通常不太会互相合作，但在研究全球史时，要跨越语言障碍，方法之一就是让一群学者一起写作、结集出书。幸运的是，一名研究日本史的美国学者在听过我的讲座后，慷慨同意帮我做一些研究，与我分享材料，我也很乐意帮他看看中文史料作为回报，所以我们要寻找新的合作方式。

例如，耶鲁大学的乔治·昌西（George Chauncy）写了一本不同寻常的处女作：《同性恋的纽约》（Gay New York），他的论点是在纽约有一个同性恋者的“平行城市”，为此做了认真研究，但这本书在叙事上可读性很强。

还可以把邓小平留法的经历置于更中心的位置，而不只是提到他曾在法国留学——我不知道这是否可行，但可以看看他在法国读了些什么书、见了些什么人。所以即便是那些经典题材，都可以从全球角度做一做。

另一名学者詹姆斯·卡特（James Carter）也是史景迁的学生，正在写一本关于近代上海的著作。这个主题已经被许许多多人写过了，怎样找到一个独特的角度呢？他选取了上海跑马场被日军关闭前的最后一天，讲述在场的不同人的故事。

也有些学者并没有做什么实验写作，但文笔很好，善于维持读者的注意力。我的导师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可以说比史景迁传统得多，但当你读他的著作时，就会被牵引过去，因为他的句子都写得很好，文章结构也使读者得以参与其中。所以无论他写的是上海的警察还是清朝的衰落，文字中都有这样的力量。
华志坚：我认为还有太多可以做的事情。在我看来，是时候写一部全新的孙中山传了，要严肃看待他在世界不同地区的经历，以及世界各地人们对他的看法。很多人都研究过他，但如果把他的全球性置于故事的中心位置，那就会与众不同。
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原因之一可能是，有些学者认为很难写好一本文笔优美的书，如果失败了，又没能给专门领域做出学术贡献，那这本书的意义何在？所以我觉得，尝试给大众读者写作是一件高风险但也高回报的事情。
陈友仁。视觉中国 图
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语言：我的语言能力比较有限，可以用中文和英文，也可以比较困难地用少量法语和日语，但在研究义和团时，我很想得到关于1900年的不同视角。我发现英国殖民政府会翻译印地语的新闻，所以就去了伦敦，拿到了孟加拉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