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打的犍为，流水的县官。陈锡鬯（音“畅”）是犍为历史上无数任县官中的一员，但在民国二十六年《犍为县志·职官志》里仅有一行其任知县的简介：“陈锡鬯，（字）洛君，（籍贯）江西新城县，监生，光绪三年（1877年任）”。他是自光绪元年开始的第三任知县，任职年限仅为一年。或许，短暂的任职经历让他在犍为县难有作为，以至于该志的“宦迹”失载，多少留下些遗憾，但其仕宦生涯却颇为曲折多变。

身出望族 结亲名门

新城县即今江西省黎川县，位于江西省东南部，毗邻福建省，西北部有一大市镇叫中田（又名钟田、钟贤），陈氏家族是这里的世家望族。

清初，陈氏家族由新城县城迁至中田。乾隆十三年(1748年)，第二代陈氏子弟就高中进士，从此家道兴隆，“乾嘉道年间，一门七进士、九乡榜，为邑之冠，称望族”。此后陈家代代有贤能，有的仕途腾达官居高位，有的诗文极佳名闻天下，时有“海内言桐城者，必并举新城”的说法。而清末知县陈锡鬯即是以“新城二陈” (陈艺叔和陈广敷)为代表的“中田陈氏”之后。

陈艺叔（又作懿叔），是清代经学家，曾与族弟陈广敷同郭嵩焘、刘蓉、罗泽南等一大帮湖南名士多有交往。陈艺叔与刘蓉之间有学术分歧，但两人同属晚清桐城文派的重要代表而互有敬重，相互往来频繁并结为好友，这为陈锡鬯后来成为湘军名将刘蓉的女婿奠定了情感基础。据费行简著《近代名人小传•刘蓉》载：“（刘蓉）好才爱士，赣人陈锡鬯，方贫困，一见许其贤，招入幕，且以女妻之。”郭嵩焘《陕西巡抚刘公墓志铭》也载：“（刘蓉）女四人，长适世袭一等义勇侯曾纪泽，次适四川候补知县陈锡鬯，馀未字（许配）”等记述。由此可见，刘家的二女儿嫁给了陈家的后生，而青年陈锡鬯则因这种姻亲关系，与曾国藩的儿子、清代著名外交家曾纪泽遂成连襟，这在晚清是相当显赫的社会关系。

但从小受过良好教育的陈锡鬯并不张扬，没有留下多少能显示其家世及社会关系的文章。令人欣喜的是，在日本汉学家竹添进一郎的《栈云峡雨日记》中，有一长段反映其身世的文字记载。那是光绪二年（1876年），时任驻华外交官的竹添进一郎游历巴蜀，恰巧在成都与陈锡鬯相遇。从未谋面的两人似有一见如故之感，瞬间“肝胆相投，事辄咨询”，竹添进一郎称陈锡鬯为“西道主人”，他在7月4日的日记中写到：“（陈锡鬯）风采蔼然，君子人也。其父光叔先生于书无所不窥，所著有《经义》若干卷。”陈锡鬯还给竹添进一郎讲，他的父亲在道光末年就“知天下且乱”，断言“惟楚材足以靖之”，并点名是曾国藩兄弟、左宗棠等人。据黎川文史爱好者推测，日本人或为误记，“光叔”应为“艺叔”，原因有二：一是行书体中“光”与“艺”容易误认，二是晚清“陈艺叔”具有竹添进一郎所描述的文坛影响力，故陈锡鬯是陈艺叔的儿子。从刘蓉与陈艺叔的关系看，这个推测不无道理。当竹添进一郎离开成都时，厚道的陈锡鬯还一路陪送至重庆，分手时两人“相揖而祝曰‘一路平安’”，末了竹添进一郎还留下“别离已异域，音信若为通”的感叹。

为官数任 造福多方

清代职官实行严格的回避制，故监生出身的陈锡鬯只能到远离家乡近2000公里的蜀地任职。他一生在四川做官，历新繁、犍为、富顺、成都、涪州、泸州等地，累官至知州，有得志也有失意，尝尽官场酸甜苦辣。

民国二十年宋育仁监修《富顺县志》载：“（光绪）四年四月（陈锡鬯）由犍为调任（富顺）。”以前四川省府衙门里有全省各府县的地名标识，以便新任地方官熟知地情，因盐而“富庶甲于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富顺，其标识被候任地方官戳得字迹模糊，几乎难以辨认。同样以盐业著称的犍为县也“在劫难逃”。巧的是，陈锡鬯历官新繁县后，先任职“金犍为”，后任职“银富顺”，常人得一而不可求，何况得二？这种百年不遇的经历不知要让多少清代地方官“艳羡”。虽然他在犍为的政绩无只言片语记载，但在陈锡鬯的学生刘光第（后为“戊戌六君子”之一）对其颇为赞扬，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年底写给自流井盐商刘庆堂的信中说：“成都及犍为人均多言其好者，而新繁之人尤为尸祝（崇拜）……其善政之留人心如此。”以此可见，陈锡鬯在犍为的短暂任职经历还是颇为老百姓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