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西安·弗洛伊德《沉睡着的救济金管理者》

　　打破固有概念，平等地看传统和当代

　　Q：您致力于现当代艺术史的研究，出版过包括20世纪当代艺术史在内的很多书籍，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这一历程?为什么您会致力于写现当代艺术史?

　　邵亦扬：最早在2008年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了我第一本当代相关的书，《后现代之后》，当时挺受欢迎的，讲了英国青年艺术YBA(Young British Artists)等，关系的艺术等。我对前卫艺术思潮一直很感兴趣，包括国际发生的最前沿的问题以及它们的影响力。

　　2012年，《后现代之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再版的同时又出了第二本《穿越后现代》讲了弗洛伊德、培根等人的绘画，提出具象绘画如何进入前卫的问题，还写到行为艺术、影像艺术比如马修·巴尼(Matthew Barney)、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等人的 作品，提出当代艺术不是媒介的问题，关键是针对社会、和个人内心的真实表达，可以包括绘画、影像和多媒体等各种艺术媒体，书中还涉及视觉文化理论、后现代理论和艺术批评的问题。2019年新年，我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个系列的第三本：全球视野下的当代艺术。在这本书里，我围绕观看理论对全球化时代的当代艺术进行了分析，包括许多中国当代艺术家。

　　2018年，我出了一本《20世纪现当代艺术史》，其实我并不想说“艺术史”，这本书更像是讲述了20世纪以来的现、当代艺术实践和理论。我希望做成世界性的，但是也有很多地方没有提到，比如穆斯林、东欧、苏联等地的当代艺术，但是我尽量把东方艺术(中国当代艺术、日本具体派等)、包括以前比较少提到的欧洲抽象表现主义和同一时期发生的无形式艺术、反形式艺术囊括到世界当代艺术的范畴中。我们不能只讲形式主义的、漂亮的、唯美的艺术，还要讲到表达人性的、存在性的艺术。它们是观念艺术的起源，与存在主义相关，这种艺术之前在国内介绍非常少。

　　国际上的西方艺术相关书籍有不针对中国的观众和读者，所以光靠翻译书是不够的，我们做自己的、深入的西方美术史研究很重要。正如西方学者也做深入的亚洲和中国美术史研究一样。我一直想要、并正在从事这一类的工作，除了研究中国美术史、西方传统艺术史外，西方正在发生什么，对我们直接产生影响。我认为了解别人是了解我们自己的重要方式。

　　弗朗西斯·培根,《1976年的三联画》，布面油画，1976

　　达米恩·赫斯特，《孤独的宁静，致乔治·戴尔》，装置，2006

　　Q：从您写《后现代之后》至今已经有十几年了，艺术也在发生着变化，有些经典的还是经典，有些当时很红的艺术流派或者艺术家现在已经被时间改变，甚至淘汰。您觉得书中哪些观点是您现在还坚持的，有哪些是可以修正的?

　　邵亦扬：我几乎没有观点要改变。因为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艺术家很红就赞美他，我并不是站在评价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分析的立场上。这是我的艺术史和当代艺术批评区别所在。

　　当年我对所有的作品都是有分析的，我分析了哪些地方是尖锐的、有批评性的，哪些是受市场影响的。对这些作品的批评我也写到了，所以我没有什么后悔的。我也知道有些东西可能过一阵就没有这么红了，所以我当时就预见到有些艺术不会一直这样。我感兴趣的是它们的思想性和影响力，我讲的都是这些艺术和理论为什么会影响到许多人，所以现在看也没有太多变化。如果要修订的话，可能主要是理论部分的加深和作品阐释的补充，因为我的理论学习、个人学术和艺术的经验也在丰富。

　　马修·巴尼在《悬丝4》中的造型

　　Q：在艺术史的书写上一直是有西方中心的传统，您作为中国人，怎么去理解和处理这个西方中心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