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是一个地理和人口规模罕见的发展中大国，国内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发展阶段落差。伴随城镇化、工业化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变迁，中国国内市场正经历从物质产品主导转向服务产品主导的重大转型。国内市场总量放大和结构变迁会刺激产业升级、经济创新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对其他经济体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大国效应”与“政府—市场的动态关系”，使中国经济可以抵御和消化异常波动。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2018年中国经济“成绩单”。数据显示，我国GDP总量突破90万亿元，人均GDP接近一万美元。中国经济总量正在向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持续追赶，人均GDP则向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2015年标准，人均GDP超过12735美元)持续靠近。这对中国经济而言，具有转折意义。

不只是GDP，还有一些数据也很重要：2018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占比、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分别攀升至59.28%和52.2%，居民恩格尔系数则下降至28.4%。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伴随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及居民消费结构的持续变化，城镇化正在持续推进，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居民消费步入发展资料主导阶段。与改革开放初期甚至与本世纪初期相比，中国经济无疑站上新的起点，由此面临着新的挑战和使命。

呈现独特政治经济学意义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40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快速增长，并带来总量和结构的一系列变化，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的驱动：

一是依托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放松了对经济活动的管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加强，从而不断激发居民和企业等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力。

二是依靠人口红利和劳动力资源充裕等比较优势，推动劳动力跨地区、跨部门、跨城乡流转，进而得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等。

三是将市场化转型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采用渐进方式不断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实现产品、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再配置。

四是动态理解“政府—市场”关系，在市场化转型中坚持中央政府的战略部署和宏观调控，并通过财税制度变革等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同时，强调“政府—市场”的互补关系以及政府间的经济制度安排，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呈现独特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正是源于这些因素的相互叠加，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增长的态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在遭受外部冲击的情形下仍然保持显著增长。在此次危机爆发十年后，中国已从中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中高收入国家，且正稳步迈向高收入国家。

更加高远立体的目标诉求

在人均GDP接近一万美元的新阶段，中国经济正遭遇新的挑战和压力。从近况来看，确实是“稳中有变、变中有忧”。

一是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

经济持续增长会因基数扩大而导致超高速增长难以为继。随着时间的推移，此前驱动高增长的若干因素也在发生变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国际贸易摩擦对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全球化红利带来冲击。人口增速下降和人口结构变动，则通过劳动力成本攀高而对劳动力比较优势产生影响。

二是经济结构面临调整。

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须从依靠物质资源密集使用的粗放方式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集约方式，增长进程须考虑增长成果分享、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然而，由于渐进式的市场化体制转型、地方政府的增长“锦标赛”以及利益格局的约束，现阶段经济结构调整“尚在路上”，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

三是发展目标和参照系变化。

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背景下，中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居民需求的动态化、多样化、高端化特征不断显现。由此，人们会更多将横向比较而不是时序比较，作为理解经济发展的参照系。这意味着，我国经济不仅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局面，而且面临更加高远、立体的目标诉求。

具有极强韧性和发展前景

从某些短期指标来看，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确实存在下行压力。

2018年，GDP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分别为6.6%、5.9%和9.0%，从时序上看这些指标均处于进入新世纪后的低水平区间。

我们知道，经济增速是一个受多重因素影响且可作多种解读的指标。作为一个人口接近14亿的发展中大国，中国自1978年以来保持了9.5%左右的GDP年均增长率，在人类发展史上创造了增长“奇迹”。随着基数变大，增速有所下行也是正常的。同时，在增长方式走向集约、增长动能发生转换的前提下，经济增速出现下降也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