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后，关于国文的讨论第一次开始涉及存亡问题。1949，文管会接管北平各大学，进行学制及课程的改革，清华大学有人提出大一必修国文可以废除，同期提出取消的课程还有英文、测量、水力实验等。

很快，国文的偏废便成为大势所趋，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上海交通大学。交大老校长唐文治是光绪年间的进士，一贯推崇国学教育，在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当监督（校长）时，早在1909年便设置“国文科”，从大一到大三都开设“中国文学”课，14年如一日亲自授课，自编国文教材上报教育部。双目失明后仍坚持周日上午讲授国文，并创办著名的“厚植基础，博览专精”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就是这样一个国文教育传统浓厚的学校，却于1951年突然宣布取消国文课，几乎遣散所有老师。此事来得突然，连系主任事先都不知情。钱谷融就此事写大字报批评教务长，引起校方不满，因此离开上海交大。

此后，虽然有训诂学家吴小如等有识之士，早在文革以前就多次呼吁理工大学应恢复“大一国文”课程，而且应该是一学年6学分的必修基础课，但人微言轻，无人响应。直到1978年秋，南京大学才率先恢复“大学语文”课，直接原因是“文革”后招收的理工类专业大学生语文水平低，需要补课。校长匡亚明邀请华东师大刚摘掉“右派”帽子的徐中玉编写教材，也就是现在运用颇广的《大学语文》。

1986年3月，匡亚明、徐中玉和南京大学中文系大学语文教研室主任侯镜昶联名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提出“大学语文”应该成为独立的学科。侯镜昶在恢复“大语”课、筹划成立“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诸多事务中颇有成就，后来调入浙江大学筹建中文系，可惜英年早逝。

但先驱者的努力终于有所收获，截至1986年底，全国有四百多所各类高等院校开设了大学语文课。但是之后，虽然不断有人提倡国语教育，钱理群等学者激情讲授“大一国文”，富有使命感的中文系教授们倾心编辑《大学语文读本》，虽然多数大学生都认为国文课很重要，虽然国家的“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2007年，教育部高教司下发指出“大学语文课程只能进一步加强，而不可忽视、削弱”。但总的来说，母语教育在高校的真实状态却是一直式微。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超过半数的学校缩减了“大语”课时，有的不再开设，有的虽有“大语”课名，讲授的却是应用写作或现当代文学等。很少有学校将“大语”设为必修课，大多只是公共选修课或部分专业的必修课。在教学资源方面，课时和师资的投入普遍不足。一般都是2学分，36课时，专职教师也人数不多，相比8-14学分、140—250课时的外语必修课，可谓判若云泥。

国语教学式微的原因及后果

高校中重外语轻母语的倾向严重，大语课程和授课教师的地位边缘化，究其原因，清华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相关负责人认为，主要是因为教育观念偏差、高校功能和评价机制的偏颇，以及当前社会风气和学风浮躁。纵观我国高等教育,不难发现在人才培养目标及课程设置和具体的教育教学工作中，还存在很多缺陷。明显的表现，一是对专业性的过分细化。二是对实用化取向的过分强调。这两点使得专业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国文素养、人文教育、道德理想、心理健康、生活教育等都不同程度被忽视。在这种教育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引导下，学生注重短期实利和就业，加上部分教师教学手段陈旧，教学效果欠佳，导致学生上课学不到东西，将“大学语文”戏称为“高四语文”，“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大学语文被冷落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政法大学的王嘎教师是优秀的俄国诗歌译者，他指出近年来，过分专业化带来的问题逐渐突显，高等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知识面越来越窄,能力越来越专,发展越来越片面,也越来越不适应当代多元社会发展的要求。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创新性国家对人才质量的要求，对人的全面素质的发展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而国文教育是素质教育的第一步。

刘晓蕾老师则从教师回报角度分析了原因，她讲授的大语一直是北京理工大学选课人数最多、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为此她付出了诸多努力，但除了学生的进步，那一份成就感和欣慰，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回报，每年只是完成基本工作量。职称、津贴各方面都吃亏。高校近年来的评价机制偏重科研和学科建设，教学、尤其是公共课教学的地位每况愈下，大学语文课老师的付出往往远远超出人们想象，所得到的认可却很少，所以大家更愿意教专业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