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的妈妈是同性恋

　　我心里一直都有一个声音：我真的不觉得我妈妈这样有什么变态、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是又没有办法去跟社会的声音对抗。我心里的声音逐渐被削弱了，可是它又一直都在。

　　文|实习生周小琪 新京报记者贾世煜 

　　11岁那年，黄惠侦第一次从长辈口中听到“同性恋”这个词，说的人是她母亲。

　　那是一个台湾的短发妇女，颧骨很高，看起来沉默寡言。她的职业，是做“牵亡”（台湾的一种祭祀仪式）的法师。

　　这些年来，她的母亲总共交往过十多个女朋友。在家里，黄惠侦和母亲除了每天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没有别的交集。

　　在黄惠侦的家庭中，父亲的角色是缺失的。他是一名油漆工，嗜赌，爱家暴。黄惠侦10岁时，母亲带着她和妹妹从家里逃了出来，再也没有回去过。

　　一段漫长的时间里，黄惠侦怨恨自己的母亲，“我为什么是一个‘变态’生的小孩？”她曾经极度缺乏安全感，常在梦中看到母亲离去的身影，留下她和年幼的妹妹。长大后，她试过逃离，却又因责任感重返家庭。

　　直到1998年，她拿起摄像机，将镜头对准母亲。太多疑问缠在黄惠侦心里：妈妈喜欢女人是正常的吗？为什么妈妈爱女朋友要比爱我们多？为什么我们明明是相依为命活过来的，却好像陌生人？

　　有人不解，认为摄像机是一把挑开伤疤的利剑。但她将拍摄视为母女和解的过程：“这台摄影机看似暴力地介入了我们的生活，但我是靠着它才有胆识去靠近我妈妈的。”

　　拍摄用了将近20年时间，黄惠侦将片子取名为《日常对话》。据台湾媒体报道，这部纪录片先后拿下德国柏林影展泰迪熊奖最佳纪录片、台北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两项大奖，并将代表台湾参加第90届奥斯卡外语片竞逐，成为首部代表台湾出赛的纪录片。

　　最近，我们找到黄惠侦聊了聊。谈及这段经历，她已经足够坦然。即便被问到一些尖锐的问题，她的语气也不会有太大的起伏，始终温柔又从容。她向我们袒露了这些年内心的痛苦与挣扎，以及和母亲从撕裂到和解的全过程。

　　口述者：黄惠侦 39岁 纪录片《日常对话》导演

　　“我是‘变态’生的小孩”

　　从我有记忆开始，妈妈就顶着一头像男生的短发，喜欢穿衬衫长裤，平时也很少打扮。

　　小时候还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直到我开始上国小，看见同学的妈妈送便当到学校来，她们都留长发、穿裙子，我突然发现：咦，我妈妈好像和别人不太一样。

　　我们一家生活在社会底层，妈妈的职业是做“牵亡”的法师，爸爸是个油漆工，嗜赌，平时几乎不在家。

　　7岁时，一个经常和妈妈一起工作的阿姨开始频繁在我家出入，她们经常会一起出门打牌、喝茶或者看歌仔戏。

　　我很嫉妒这个阿姨，因为妈妈在家里不太跟我们说话，脸上也不会有笑容，但她和阿姨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说说笑笑，看上去很开心。

　　有一天，我听见她们的朋友开玩笑说，阿姨是我妈妈的老婆。

　　当时我也不觉得惊讶，因为她也没有伤害别人，只是喜欢的人是同性而已。在那时，我还不知道有“同性恋”这个词。

　　到了11岁那年，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长辈们聊天聊到了我妈妈，说她是“同性恋”，是一个喜欢女人的女人，这样是不正常的、是变态的。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同性恋”这个词，我开始思考：原来喜欢同性的人，有些人会认为她是不正常的。

　　我想了解什么才是“同性恋”，但当时同性恋在媒体上出现都是非常负面的新闻，什么同志情杀案、同志轰趴吸毒之类的。跟同性恋相关的书籍也都被放在医疗相关的书架上，里面都说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疾病。

　　当时我所能获得的所有咨询都是负面的，我就一直感觉自己被困住了，内心有非常多的冲突和挣扎。

　　我心里一直都有一个声音：我真的不觉得我妈妈这样有什么变态、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是又没有办法去跟社会的声音对抗。我心里的声音逐渐被削弱了，可是它又一直都在。

　　我开始怨恨妈妈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怨恨我为什么是一个“变态”生的小孩，更让我怨恨的是，我妈爱她的女朋友好像总是比爱我们要多。

　　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