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20世纪前期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他倡导学术自由，积极捍卫教师的独立性，开办实验性学校以践行自己的教育理念。在美国，有六所学校都以他的名字命名。

他是实用主义哲学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代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是一部堪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卢梭的《爱弥儿》比肩的巨著。

他是功能心理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关于“反射弧”概念的论文对功能心理学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

他是无神论者、社会主义者、人文主义者、民主的主要倡导者。他常常参与在为有色人种与妇女争取平权的第一线。

他的哲学思想与教育理念影响了一代人。胡适、陶行知、蒋梦麟、蔡元培等近代中国新教育运动的推动者，都奉他为思想导师。

他是约翰·杜威，John Dewey。

现代的亚里士多德

无关乎哲学、教育学，还是心理学、传播学，对民主的坚定信念是杜威思想中不变的主题。

杜威认为，要想扩大民主，应将其作为一项道德工程，从政治领域扩大到工业与社会，鼓励社会实践中的智慧和多元化。民主不仅要通过扩大投票权来实现，还要通过确保公民、专家和政府人员之间的沟通形成公众舆论，而后者要对他们采取的政策负责。

“在我的心目中，民主等同于人类的终极道德理想。”杜威的这句话，在20世纪思想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一笔。

历史学家、教育家Hilda Neatby称杜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亚里士多德”：“若非哲人，胜似哲人。”

1859年10月20日，杜威出生在美国佛蒙特州伯灵顿的一个普通家庭。从佛蒙特大学毕业后，杜威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教育，同时也在哲学教授Henry Augustus Pearson Torrey门下学习。

1884年博士毕业后，杜威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并担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美国哲学协会会长等职务。1904年起，他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教授，直至1930年退休。

在哥大任教的二十多年是杜威一生中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胡适、陶行知、陈鹤琴、郭秉文、张伯苓、郑晓沧等人都在杜威门下学习，他们回国后成为了新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杜威的民主思想和实用主义教育理念也由这些学生带回中国，并通过各人不同的诠释与创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新生的中国社会注入了思想的清泉。

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1919年，杜威和妻子在休假期间前往日本。他的日本朋友得知这一消息，邀请他在日本进行了一系列讲学。在日本的所见所闻，让杜威对神秘的东方社会新奇不已。胡适、陶行知等人获悉老师在日本，也借机邀请杜威来中国一游。于是杜威夫妇决定从日本乘船来到上海，顺路见一见中国这一古老的国度。

谁知在中国这一待，就是两年零两个月。

杜威夫妇到达上海滩时，是1919年4月30日。彼时中国正处于社会新旧交替的过渡期。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下，腐败的官僚主义等封建残余依然存在，百姓的风貌呈现出一种涣散之感；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开始在中国社会各界崭露头角。杜威敏锐地捕捉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复杂形势，并将这些细致入微的观察一一记录在了他和妻子写给子女的家书中。

就在杜威来到中国几天之后，中国近代史上最具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之一发生了——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学生示威者们走上北京街头，抗议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这不仅仅是一场爱国运动，更是一场思想与文化的革命。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民主”与“科学”的理念已形成一种广泛的思潮，变革的新风暴席卷了中国社会。见证这一学潮的杜威十分惊诧。他密切关注着五四运动的进展，在听闻学生被北洋政府拘捕的消息时异常忧虑，又在知晓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后激动不已。他在写给子女的信里提到：“中国不签和约，这件事所含的意义是什么，你们是不会想象得到的。不签约这件事是舆论的胜利，而且是一些青年男女学生们所掀起的舆论。”

同年5月30日，杜威终于得以来到北京，亲眼见证这历史性的学生运动。看到年轻的学生们罢课走上街头，抵制日货，并联合工商界人士一起抗议，杜威被深深地震撼了。在这种时代精神的感染下，杜威由衷地感叹道：“我们正亲眼见证着一个国家的诞生。”原本打算夏天过后就返美的杜威，向哥大请假一年，又续假一年，以便留在中国进一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