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基本原则，也是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倡议。近两年来，民粹主义思潮上涨、逆全球化现象凸显，导致了人们对世界秩序走向和全球安全与发展的普遍担忧。在世界又一次走到历史关口的时候，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回答了“谁来治理”“怎样治理”和“为什么治理”的重大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和深刻的实践意义。

谁来治理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明确了全球治理主体这一根本问题，强调治理的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和民主协商，是国际关系民主化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具体实践。

国际关系领域流行的全球治理观基本上是西方主导的治理观。“霸权治理”观强调超强国家的实力是治理的核心要素；“制度治理”虽然强调多边国际制度，但制度本身就是以权力为支撑的，是西方主导并传播的制度和规范。所以，从根本上说，全球治理是由西方国家来治理的。二战结束以来，这一体制整体呈现“北强南弱”的态势，存在许多不公正不合理之处。西方“霸权治理”或“制度治理”导致全球化实际上成为欧美国家现代化的全球化，具有不平衡和不公平的内在特征，从而造成了全球治理失灵、全球发展失序失衡的严重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树立更加公正公平的新型全球治理观尤为紧迫和重要。

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观意味着全球治理的主体是构成国际体系的世界各国，而不是世界的某一个部分和某一类国家。这是一种共有共治共享的理念，是国际关系民主化在全球治理领域的突出表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本精神就是反对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尊重多样性、协商治理和共同发展等基本原则。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国际体系权力流散后的必然要求。权力流散既包括在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横向扩大和流散，也包括向着国际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等多元行为主体的纵向流散。当前，国家依然是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因而权力横向流散的趋势更为明显，势头更为强劲。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群体崛起，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欧美国家实力相对下降，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西方主导与“霸权治理”既失去了物质基础和制度实效，也失去了国际社会中的合法性。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全球治理改革的必然要求。共商共建共享意味着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平等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协商应对全球问题，共同承担全球责任，合作促进全球福祉。

怎样治理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回答了“怎样治理”的问题，从代表性、包容性、开放性和公正性四个方面规定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内涵。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要求建设更具代表性的治理体系。“霸权治理”之所以失灵，从根本上看，就是因为该治理体系的代表性不足，没有反映国际力量变化的现实。比如，中国等新兴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长期与其经济实力不符，而七国集团也早已无法独自承担国际经济和金融治理的重任。共商共建共享所强调的“共同性”就是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及发言权，使之能够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要求遵循更具包容性的治理原则。作为国际体系主要行为体的主权国家都有平等参与全球治理的政治权利，以及自由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且获得公平经济收益的权利。无论是在全球治理的政治安全领域还是经济、社会领域，任何国家都没有垄断性权力，任何国家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增长都不能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意味着更具开放性的治理方式，即以应对跨国威胁、提升共同福祉为驱动。开放指的是参与成员开放、议程开放、合作过程开放和结果开放，是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过程开放的全球治理不应简单地以制度化水平为衡量标准，不应机械地预设固定成员、路径和具体目标，而是应该以问题为导向，以有效应对跨国威胁、凝聚共识、促进合作与共同发展为宗旨，同意合作议程并且愿意承担责任的国家都可以加入进来，以非歧视性原则为基础与非成员国共同分享利益。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要求建立更具公正性的治理规则。国际规则是全球治理的核心，有效规则是有效治理的必要条件。公平公正的规则有助于加强信息透明度、降低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促成国际合作。同时，规则又是世界秩序的基础，制定和实施什么样的规则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利益天平倾斜的方向，也将对未来全球治理走向和国际秩序形态产生深远影响。现行全球治理体制公平性不足，当下，公平地、充分地考虑各国的责任和权利，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是公正性原则的重要内容。

为什么治理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实践目标，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