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从精英到大众,人们对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有过很多反思。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已故科学家钱学森曾经发出过的振聋发聩之问:为什么中国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当然,“钱氏之问”可能并不周延。什么叫杰出人才?实际上,如果“以结果论英雄”,这几年,中国科学家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研发出了一系列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超级计算机、神舟飞船、天宫、北斗导航、量子计算机等等。如果中国教育真的很糟糕,显然难以支撑近年来中国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客观而言,中国科学家的知识创造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而创造力的不足显然与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模式不无关系。　

　　其实,高端科研人才的培养及其所创造的高精尖科研成果只是“教育”这棵大树上生长出的最艳丽的花果,教育更大、更经常的功用在于培养出大量有正常理性和认知水平、有基本的道德情感和价值观、有健全人格的普通人,他们构成一个社会和谐共存、有序运转乃至文化传承的基础。然而从当下中国社会中存在的某种物欲化、功利化、粗鄙化、失序化来看,我们的教育在道德、价值、人格等的培养和塑造方面也不能算是成功的。 

　　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教育似乎已经难以为社会底层民众提供上升的通道。我们知道,创始于隋唐的科举制度号称古代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它赋予了无数寒门士子一个美丽的梦想,并激励他们发愤苦读,“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后世认为,正是科举制度及其提供的阶层流通渠道,对于传统中国的政治、社会秩序的整合、文明的传承乃至国家的统一,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今日的高考制度一定意义上就是科举制度的发展,然而它在阶层流通方面的作用却在弱化,人们感觉到,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越来越难了。 

　　知名教育问题专家杨东平认为,当今中国教育最严重的两个问题就是应试教育和教育不公。其实这两个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共同的原因,这就是教育理念的简单化、功利化和教育政策的产业化、资本化、逐利化。在功利化的教育理念下,基础教育的唯一指向就是高考,围绕高考,所有教育机构、教师和学生都被卷入一场追逐分数和升学率的竞赛,而教育本应具有的追求真、善、美的科学和人文内涵被抽离。高考这种看似具有形式公平的制度,由于不同考生的起始条件及掌握资源的不同,实际上演化成一种实质的不公。 

　　教育不公的根源主要在于政府对教育的资源投入不足以及资源分配的不均等。首先,有限的教育资源更多被投入到城市,而农村学生能够获得的资源,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要劣于城市。数据表明,这种差距还非常大。其次,在同一地区、同一城市,政策上将不同学校划分为重点和非重点,而大量优质教育资源被集中投入到重点校。重点校由于拥有较高的升学率和名校录取率,从而对本地区教育资源产生更大的虹吸作用,具体表现为愈演愈烈的择校热。其结果一是将应试教育进一步推向极致,二是推高了家庭和社会的教育成本投入,三是加剧了教育不公。 

　　要走出目前的怪圈,必须打破教育产业化、资本化的利益格局,实现教育的公平化、平等化。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是一项公共产品,应平等地提供给一切适龄公民,不论其户籍、地区、贫富如何。因为从宪法意义上说,教育权作为发展权是一项基本的公民权利,国家有义务保障这种权利在公民之间得到平等的实现。因此,公共资源应主要运用于大众教育,实现资源配置的充足化、均等化。对于精英教育(如高等教育),才可实行适度的产业化、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