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18世纪是启蒙昌明的时代。法国博物学家布丰以其如椽之笔写就的《自然史》巨著，帮助人们抛弃神学信条、树立自然观念。作为进化论的先驱，他以科学实验得出的物种进化结论成为启蒙的一盏明灯。布丰和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启蒙巨匠一起，把欧洲推进了理性解放的“人”的时代。

自然史

这个时代在中国，迟到了一个多世纪。

“博物”观念在中国古代出现很早。《尔雅》诸篇包括对花草、树木、昆虫、鱼类、鸟类、兽类等的解释，是较早的关于自然知识的文献。不过花鸟虫鱼固然出现较早，在中国传统教化体系看来，却是难登大雅之堂的知识，被排除在科举进身阶之外。直到晚清，随着教育与仕途分离、近代教育制度建立，“博物”知识才进入普通学堂。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壬寅癸卯”学制，规定中小学堂设博物课，教授植物、动物、矿物和生理知识。“博物”科从此成为近代基础教育的一门科目。

博物课程的教学用书，在清末民初经历了从译本到自编教本的转变。19、20世纪之交，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中国学者都购买、阅读日文书籍。此间中国翻译出版的博物教科书，亦多译自日本。在这些读本影响下，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博物教科书——1902年虞和寅编辑的《博物学教科书》和1903年华循编著的《蒙学动物教科书》。尤其后者作为文明书局“蒙学教科书”之一种，伴随新学制出版、适用于学堂教学，可谓正式揭开了中国儿童自然教育的序幕。这一时期对博物教育和博物学传播贡献卓著者，是他们的同代学者、近代自然教育的开创者杜亚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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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亚泉的博物教育成就

杜亚泉是编写博物教科书最多的近代学者，中国近代自然教育的启蒙者。这一点并不为人熟知。

杜亚泉（1873-1933），原名炜孙，字秋帆，以亚泉为号，有伧父等笔名，会稽伧塘（今浙江上虞）人。他早岁投身科举，甲午之后意识到科举误人，于是对西学发生浓厚兴趣， “自觅门径”从数学入手自修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和矿物诸科。 他曾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应蔡元培聘请，任绍兴中西学堂数学和理科教员。1903年与友人在家乡组织越郡公学，任理化博物教员，期间因化学实验被玻璃瓶炸伤面部。1904年应张元济之邀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理化部主任，直到1932年“一二·八”战事商务印书馆遭日军轰炸火焚而离职，杜亚泉和商务印书馆“共安乐、共患难，有始有卒积三十年”。

杜亚泉

杜亚泉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时期完成了大量著述，“馆中出版博物理化教科参考图籍，什九皆出君手”。据笔者耙疏，杜亚泉最早编纂出版的新式教科书是1902年印行的《最新格致教科书》。这是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之一种，质量上乘，销量极佳。次年杜亚泉编纂出版了《新撰植物学教科书》、《最新中学植物学教科书》和《普通植物学教科书》等几种。1912年商务印书馆按新学制适时推出一套“共和国教科书”，杜亚泉编纂了高小用理科教科书6册和中学用植物学、矿物学和生理学教科书等4种。1922年，中国教育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壬戌学制”颁布，商务印书馆组织出版了近代教育史和出版史上堪称壮观的一套教科书——“新学制教科书”，近百种教科书的编校者有周予同、顾颉刚、叶绍钧、胡适、任鸿隽、陶孟和、陈衡哲等，可谓明星璀璨、集一时之选，杜亚泉编写了初中学生用“自然教科书”6册。笔者查检杜亚泉编纂、译介的博物类教科书几乎全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包括博物、植物、动物、矿物、生理、自然、理科和格致等门类，大致约52种，这可算得出版史上一个奇观。

杜亚泉编写的博物教科书具有优于同时代教本的三大特点：

其一，他对自然科学的了解较为全面，这归功于他的自然科学素养。很少有人像他那样，能够编写动物、植物、矿物、化学、理科以及生理学等门类众多的教科书。他把相关知识由浅入深、融会贯通，随课时和节令变化巧妙编排。例如他编写的《共和国教科书新理科》，以“田野”为第一课，让儿童顿生亲切明朗之感。介绍儿童熟悉的环境之后再讲述稻、棉、大豆，然后是“稻之害虫”、蜻蜓螳螂等课文。这样编排恰当、符合儿童心理，难怪广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