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到2010年，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当时，全球媒体都在热议，什么时候中国经济的总量会超过美国？

　　这时，澳大利亚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我们暂且不要讨论中国的经济总量什么时候能够超过美国，先问问另外三个 “什么时候”：

　　第一，什么时候全球的精英会把孩子送到中国留学，而不是像今天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美国、 欧洲留学？

　　第二，什么时候全球的年轻人会最欣赏中国的电影、文化、书籍，而不是像今天他们最喜欢的是美国、欧洲的电影、书籍、音乐？

　　第三，什么时候全球的消费者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会首选中国的品牌？

　　这 “三问” 确实打中了中国的要害。特别是第一个问题，欧美教育能够吸引全球人士到他们国家学习，说明了全球精英对他们教育内在价值的认同，包括中国政府职员。

　　我原来一直不太同意我们送自己的孩子到美国去接受教育，但我的外孙女去年就到了美国，那种内在的力量是我们都抗拒不了的。

　　这 “三问” 说明，在讨论中国经济时，一些理智的人士已经开始考虑中国以教育为核心的软实力了。而我从多年的工作生涯中也确实感到，教育的问题不仅仅关乎教育，还关乎我们整个国家的竞争力。

　　这主要表现在：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时，教育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

　　现在，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着一些重大问题：

　　一是经济转型问题

　　问题的核心是把过去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关注转移到经济发展的质量上来，而质量的问题，说到底是要整个国家形成一种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目标的价值认同。

　　过去我们说某个地方的经济质量好不好是看它的GDP；现在要看经济增长了以后， 老百姓是不是得到了真正的好处。过去提到提高城镇化就是盖房子，现在的城镇化是要提高人的生活质量。

　　所以我们经济转型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形成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时候，专注于人的发展的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面临的第二大的问题是创新

　　不久前，美国的报纸都在讨论，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他们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的教育不鼓励创新，不鼓励独立自由的思维。如果教育出的孩子没有创新的能力、创新的思维，我国的创新是不可持续的，只能搞一些表面文章，一阵风就过去了；或者是只能在少数尖端的、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的领域实现少数创新，而不能实现全民创新。对此，教育承担着极大的历史性责任。

　　我们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建立正常的政商关系

　　这看起来和教育不相关，实际上有着很深刻的关系。我们应该真正培养起一种平等的意识，让我们的孩子不再追求高高在上的做官的感觉，使孩子知道不是有钱就高人一等。

　　我们的孩子从小最愿意当班长、中队长、大队长，而且为了当中队长、大队长不惜让家长跟老师搞好关系，甚至采取一些不正常的办法。

　　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平等意识深入人心。

　　很多年前我到新西兰访问，新西兰的大使到机场接我，他说：“很抱歉，您再等一下，我还要接我们的副总理。” 等了一会儿，新西兰副总理自己一个人背着包，和大家一起走出通道。大使走上去迎接，副总理说：“还要麻烦你给我看着包， 我要去取行李！” 拿到大行李准备乘车，外面只有一个司机等着他。

　　像这样的例子不是孤立的。去年参加博鳌论坛，论坛结束后，我跟美国驻华大使说待会儿飞机上见，因为我想他肯定是和我们一起坐头等舱的。结果上了飞机，这位大使带着美国的一些大亨们，全部坐的经济舱。这就是美国，不超过规定时间你不能坐商务舱。

　　所以，如果教育能帮助孩子们树立民主、平等的意识，这会对解决中国的官场文化、政治文化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

　　在提高国家软实力方面，教育可以有哪些作为？

　　我们的软实力问题很大部分反映在我们的话语权上。我们一再抱怨中国的话语权与综合国力不相称，这正说明我们的软实力存在严重问题。

　　我们过去没有话语权，首先是因为我们的观念有问题。

　　20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我在联合国工作，因为联合国的会议很多，所以即使是我们这些刚毕业没多久的年轻外交官也被分配到一些会场上，代表中国表态，表态就是话语权。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表态，只记住几条原则，比如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意的，我们就同意，他们反对的就反对，没有自己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