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凝练教育扶贫的中国经验

【思想汇】

编者按

过去的五年，中国有近6000万人脱贫，相当于每3秒就有一人跨过贫困线。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先生曾经评价说，中国的减贫成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在中国扶贫开发攻坚战中，教育扶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积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努力让每一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等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引了教育扶贫工作的有序开展。本文认为，教育脱贫在创造备受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高校有必要从学术的角度梳理出教育脱贫的中国经验，从而一方面促进高校研究扎根中国具体国情，另一方面促进探索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教育扶贫理论模式，并将其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公共政策，让具有中国文化传统和制度特色的“中国故事”得到完整的诠释和有效的传播。

1.教育扶贫为何需要学术梳理

在参与教育扶贫实际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与成就巨大的脱贫攻坚实践相比，对这一“中国奇迹”的学术关注尚需进一步加强，教育扶贫中国经验的学术梳理尚需进一步凝练，教育扶贫相关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力尚需进一步提升。教育扶贫为何需要学术上的梳理？

首先，实现脱贫攻坚目标，需要更加强有力的学术支撑。由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贫困地区长期贫困的状态，已经不再是经济、文化等单一维度的问题，由贫困所派生的新的社会问题不仅成为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也从局部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教育，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手段与工具，其作用的发挥也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毫无疑问，针对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进行的财政上的教育投入与教育支持服务，对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转变观念，从而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教育扶贫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如何保证其实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面对中国巨大的区域差异，如何避免扶贫政策“一刀切”式的“简单粗暴”，真正做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要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区别不同情况，做到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不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教育扶贫的研究必须跟上。

其次，我们的高校需要在这样的研究中实现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一方面，面向扶贫攻坚这一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高校不仅应该肩负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度参与教育扶贫的实际工作过程，还应该加强教育扶贫的政策研究、理论研究、应用研究，通过扎实深入的田野调查，持续跟踪、多学科协作等方式，从点到面，从扶贫政策实施效果的量化分析，到某一地区教育扶贫模式的概括提炼，再到宏观的教育扶贫政策与其他扶贫政策之间协调共进的理论分析，扎根中国具体国情探索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教育扶贫理论模式，并将其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公共政策，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在高校“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之下，如何理解中国教育、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简单地以国际发文、国际排名这类指标作为评价中国大学是否一流的倾向，偏离了中国大学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使命；而在国际主流学术圈围绕中国问题的“失语”，又恰恰反映了学术界纠缠于所谓“国际惯例”，难以扎根中国实际、深刻关注中国问题、积极介入中国实践，确立学术研究的“中国风格”与“中国范式”的尴尬境地。仅以扶贫研究为例，目前教育扶贫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贫困文化理论”“资源要素理论”“人力素质贫困理论”“系统贫困理论”均来自西方。国际反贫困研究学术圈中，主流研究机构、核心学者如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麻省理工学院反贫困实验室创始人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佛洛等，他们在世界各国开展跨国学术与实践研究，形成了一个相对闭合的学术圈子。中国学者与其的机制性学术联系尚不紧密，也因此导致中国声音还非常稀缺，极具中国文化传统和制度特色的“中国故事”还没有得到完整的诠释和有效的传播。中国学术界在国际反贫困研究领域的概念供给、理论供给、模式供给明显不足。

最后，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14亿人口的东方古国和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扶贫实践和政策选择有其独特的文化基因和体制特色，简单地使用西方反贫困理论无法准确地解释中国的贫困现象，因此也难于以此为依据形成有效的政策设计。事实上，中国扶贫攻坚的生动实践是极为罕见的减贫案例，这一极具中国文化传统和制度特色的“中国故事”由于学术界介入的不够充分，特别是进入国际学术界主流的研究成果与理论框架构建还不充分，还没有得到更好地诠释和传播。中国学术界基于中国扶贫实践的系统理论梳理尚在路上，中国学者在反贫困研究领域的概念供给、理论供给、模式供给明显不足是根本原因。

2.用学术语言凝练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