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凝練教育扶貧的中國經驗

【思想匯】

編者按

過去的五年，中國有近6000萬人脫貧，相當於每3秒就有一人跨過貧困線。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先生曾經評價說，中國的減貧成就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歷史事件之一。在中國扶貧開發攻堅戰中，教育扶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發揮了積極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扶貧必扶智”，讓貧困地區的孩子們接受良好教育，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努力讓每一個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機會等一系列重要論述指引了教育扶貧工作的有序開展。本文認為，教育脫貧在創造備受矚目的“中國奇跡”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高校有必要從學術的角度梳理出教育脫貧的中國經驗，從而一方面促進高校研究扎根中國具體國情，另一方面促進探索形成符合中國實際的教育扶貧理論模式，並將其轉化為切實可行的公共政策，讓具有中國文化傳統和制度特色的“中國故事”得到完整的詮釋和有效的傳播。

1.教育扶貧為何需要學術梳理

在參與教育扶貧實際工作的過程中，我們發現，與成就巨大的脫貧攻堅實踐相比，對這一“中國奇跡”的學術關注尚需進一步加強，教育扶貧中國經驗的學術梳理尚需進一步凝練，教育扶貧相關研究成果的國際影響力尚需進一步提升。教育扶貧為何需要學術上的梳理？

首先，實現脫貧攻堅目標，需要更加強有力的學術支撐。由於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貧困地區長期貧困的狀態，已經不再是經濟、文化等單一維度的問題，由貧困所派生的新的社會問題不僅成為一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障礙，也從局部影響著社會的和諧與穩定。教育，作為解決貧困問題的手段與工具，其作用的發揮也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毫無疑問，針對貧困地區的貧困人口進行的財政上的教育投入與教育支持服務，對提高貧困地區人口的文化素質和勞動技能，轉變觀念，從而推動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但教育扶貧作為一種公共政策，如何保証其實施的針對性和有效性？面對中國巨大的區域差異，如何避免扶貧政策“一刀切”式的“簡單粗暴”，真正做到習近平總書記要求的“要堅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貧困原因施策，因貧困類型施策，區別不同情況，做到對症下藥、精准滴灌、靶向治療，不搞大水漫灌、走馬觀花、大而化之”，教育扶貧的研究必須跟上。

其次，我們的高校需要在這樣的研究中實現扎根中國大地辦大學。一方面，面向扶貧攻堅這一國家重大戰略需求，高校不僅應該肩負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深度參與教育扶貧的實際工作過程，還應該加強教育扶貧的政策研究、理論研究、應用研究，通過扎實深入的田野調查，持續跟蹤、多學科協作等方式，從點到面，從扶貧政策實施效果的量化分析，到某一地區教育扶貧模式的概括提煉，再到宏觀的教育扶貧政策與其他扶貧政策之間協調共進的理論分析，扎根中國具體國情探索形成符合中國實際的教育扶貧理論模式，並將其轉化為切實可行的公共政策，所有這些工作都是扎根中國大地辦大學，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的題中應有之義。另一方面，在高校“雙一流”建設的背景之下，如何理解中國教育、中國學術的國際影響力是我們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簡單地以國際發文、國際排名這類指標作為評價中國大學是否一流的傾向，偏離了中國大學服務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使命﹔而在國際主流學術圈圍繞中國問題的“失語”，又恰恰反映了學術界糾纏於所謂“國際慣例”，難以扎根中國實際、深刻關注中國問題、積極介入中國實踐，確立學術研究的“中國風格”與“中國范式”的尷尬境地。僅以扶貧研究為例，目前教育扶貧研究的主要理論依據“貧困文化理論”“資源要素理論”“人力素質貧困理論”“系統貧困理論”均來自西方。國際反貧困研究學術圈中，主流研究機構、核心學者如諾貝爾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麻省理工學院反貧困實驗室創始人阿比吉特·班納吉、埃斯特·迪佛洛等，他們在世界各國開展跨國學術與實踐研究，形成了一個相對閉合的學術圈子。中國學者與其的機制性學術聯系尚不緊密，也因此導致中國聲音還非常稀缺，極具中國文化傳統和制度特色的“中國故事”還沒有得到完整的詮釋和有效的傳播。中國學術界在國際反貧困研究領域的概念供給、理論供給、模式供給明顯不足。

最后，作為一個擁有五千年文明史、14億人口的東方古國和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扶貧實踐和政策選擇有其獨特的文化基因和體制特色，簡單地使用西方反貧困理論無法准確地解釋中國的貧困現象，因此也難於以此為依據形成有效的政策設計。事實上，中國扶貧攻堅的生動實踐是極為罕見的減貧案例，這一極具中國文化傳統和制度特色的“中國故事”由於學術界介入的不夠充分，特別是進入國際學術界主流的研究成果與理論框架構建還不充分，還沒有得到更好地詮釋和傳播。中國學術界基於中國扶貧實踐的系統理論梳理尚在路上，中國學者在反貧困研究領域的概念供給、理論供給、模式供給明顯不足是根本原因。

2.用學術語言凝練中國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