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新政开始的近代中国法政制度转型，其开拓性与艰难性是今人难以想象的，这也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李贵连的新著《1902：中国法的转型》留给我们的最深印象。本书通过梳理近代法的发展脉络，论述清末法律改革的深刻背景，深入分析传统法的终结与近代法的衍生过程，结合法政改革实践来阐述近代国家治理方式 的转型，并对百年来中国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历史成因作出深刻反思。

在本文作者看来，该书的意义并不止于对过去历史真相的发 掘，更在于所关注的现代国家建设的主题，即通过叙述近代法的衍生、清末法政变革、礼法论争等重大问题，探究近代中国如何通过现代法制建设，告别“万历十五 年”式的传统儒家道德治国模式，开启现代国家的法政制度转型之路。

《1902:中国法的转型》，作者:李贵连，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10月

法的转型：近代法的衍生

关于传统中华法系的局限性，本书认为，在中国长期专制统治的政治体制下，传统法从来都附属于政治而缺乏独立品格。法律之学只有为实际政治所用，为其提供统治方式、手段时，才有发展的余地。曾被不少学者认为是主张“法治主义”的先秦法家，其实只是为专制君主提供了一套统驭的理论和手段。因为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君主的利益，所以，它从不论及君主权力来源的合理性和受法律制约的方式等基本问题。尽管后代法家受“刻薄寡恩”的恶名之累，未被表彰祀奠，但其精髓却深入专制统治的整套机制。政治和法律紧密结合、法学从属于现实政治的需要，这其实不仅是近代以来独有的现象，只不过是在近百年来由于时势的压迫、西方价值观的宣传而更加凸显而已。

沈家本（1840-1913，左），历任清末刑部侍郎、修订法律大臣。伍廷芳（1842-1922，右）清末民初的外交家、法学家、中国近代第一位法学博士。

在西学东渐的时代大背景下，1902年，清廷设立修订法律馆，任命沈家本、伍廷芳为修律大臣，着手编纂近代法典，建立现代法律体系。1904―1911年，在沈家本等人的主持下，短短数年内，以“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而仍不戾乎我国历代相沿之礼教民情”为宗旨，初步制定了数十部法律文本，涉及宪法、刑法、民法、诉讼法、商法、行政法等诸多部门法领域。这次改革基本上是按照西方法律原则改革传统的中华法系，体现了某种进步的倾向。这些法律的颁布和实施，不仅引发了全国性的司法制度改革，最终导致中华法系的解体，并为中国社会的法制现代化提供了依据和基础。

具体而言，1908年8月27日，清廷正式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宪法性公文。对一个有着数千年人治传统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件破天荒的政治举措，也是划时代的政治变化，中国以此为起点，开启了命运多舛的现代立宪事业。对一些中国新式知识精英来说，一部民主宪法的制定成功，将是中国成为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神圣标志。《钦定宪法大纲》的制订机构是清政府新设立的宪政编查馆。根据《宪政编查馆办事章程》的规定，其主要职权包括：调查各国宪法，编订宪法草案；考核法律馆所订法典草案；调查各国统计，颁成格式等。

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

从1908年7月开始，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宪政编查馆迅速完成了《钦定宪法大纲》与《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清单》的起草工作。《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之后，清政府开始准备起草正式宪法，但一直未有正式宪法草案公布。武昌起义爆发后，迫于内外压力，起草宪法的权力正式由钦派大臣转移至资政院。1911年11月2日，资政院以英国式君主立宪制为蓝本，完成新的宪法大纲起草，称为《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并于次日正式公布，但此时距离清廷覆亡已经不远了。

1910年，资政院设计图。

刑法方面重要的成果分别是《大清现行刑律》与《大清新刑律》。《大清现行刑律》作为新刑律颁布前的过渡性刑法典，于1910年5月颁行。其内容与《大清律例》的差别，一是删去旧律以吏、户、礼、兵、刑、工分篇的总目；二是分别民、刑；三是编入前已奏准的各章条，确定刑罚为死刑、流刑、遣刑、徒刑、罚金等五种；四是删去因形势变化而过时的条目，更改陈旧的词语，增加了一些新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