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至立：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我国教育

教育部部长　陈至立

　　1978年12月，冬日里一声春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从此，我国走上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教育，这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事业，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进入了一个最好的历史发展时期。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指引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现代的光辉旗帜。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和改革取得了显著成就，为各行各业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劳动者和上千万的专门人才，为21世纪国民经济建设、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十年浩劫，教育“重灾区”百废待兴

　　1966年到1976年，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教育事业基本瘫痪，大量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被迫撤销、搬迁和中断招生，普通中小学办学条件极差，学校秩序混乱，教学质量低下，呈现出满目凋零的状况。

　　“文革”一开始，学校就首当其冲，大批教师挨斗，打、砸、抢成风。1971年，由姚文元、张春桥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出笼，《纪要》错误地提出，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中，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是所谓的“两个估计”。

　　此后，这“两个估计”以及所谓“臭老九”的帽子，沉重地压在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教师头上。大中小学教师在频繁的政治运动和学习讨论中，被迫反复检讨和批判自己，“四人帮”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

　　到了“文革”后期，全国各地几乎没有一所学校的玻璃是完整无缺的，学生手中的课本无不充斥着“文革”的政治口号和被歪曲的历史，一代青少年丧失了受科学文化教育的机会，在国家各个经济部门和科技领域，都出现了专业技术人员青黄不接的严重局面，教育战线成为名副其实的“重灾区”。

拨乱反正，迎来教育界的春天

　　邓小平同志对此万分焦虑，他不顾个人安危，在“文革”期间第一次复出就提出要大力整顿教育，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面前义正词严：“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

　　时代潮流难以阻挡，坚冰终有破碎之时。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十年“文革”终于结束。但是，极“左”思潮的影响还没有被清算，“两个凡是”仍是知识分子身上的紧箍咒，教育事业的恢复与整顿徘徊不前。显然，不推翻“两个估计”，教育的恢复和整顿就无从谈起，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就没有希望。

　　1977年7月，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当时，邓小平同志自告奋勇抓教育科技工作，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非凡胆略和科学态度，首先选择推翻“两个估计”为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的破口，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坚决否定“两个估计”的错误论断，充分肯定了建国17年的教育工作，肯定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教育战线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下，全国教育界和知识界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迅速地被平反纠正，仅清华大学就平反了1800多起冤假错案。教育战线成为当时全国最早拨乱反正的战线之一，全面的恢复和调整开始起步。广大知识分子从心底发出欢呼：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了！教育的春天来了！

人才断档，小平同志力挽狂澜恢复高考招生

　　“文革”十年，高考制度被废除了10年，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邓小平同志正式复出之前，就开始筹划恢复高考制度的问题。在1977年8月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清华大学党委负责同志谈到清华大学教学质量很差，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同志立即尖锐地指出，那就应该称做“清华小学”、“清华中学”。

　　会上，一批老教授和老专家情绪激昂，纷纷表达人民群众改革高校招生制度的迫切愿望，邓小平同志插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大家回答，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同志当即决定，“即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他明确表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邓小平同志的讲话赢得了在场教育家和科学家们长时间的热烈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