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厉以宁怼国内经济学教育：我不能理解这么多的大学为什么不给学生开这门课！？

文|厉以宁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光明理论"（ID：gmrbllb），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2017年06月13日11版，原标题为《中国经济学应加强历史研究和教学》，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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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好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为经济学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

我是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学制四年。在这四年学习期间，除了有理论经济学课程（政治经济学、《资本论》、国民经济计划等）、应用经济学课程（会计学、统计学、财政学、工业经济学、企业管理学、农业经济学等）、外语课程（俄语或英语）以外，还有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课程。经济史课程和经济学说史课程分量都很重，而且都是著名教授授课。例如，经济学说史是一学年（大学三年级）的课程，三年级上学期由陈岱孙教授讲授，从希腊、罗马、中世纪欧洲的经济思想讲到重商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重农学派；三年级下学期由陈岱孙教授和徐毓枬教授合讲，陈岱孙教授讲授新古典学派，徐毓枬教授讲授凯恩斯经济学。当时，同学们都感到考试有压力，但毕业后同学们回校团聚时都异口同声地说：“经济学说史一课为我们打下了扎实的经济学基础。”

经济史也是重点课程。当时分为两门课，一门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由陈振汉教授、熊正文副教授主讲；另一门是西方经济史，由周炳琳教授主讲。中国近代经济史一课从鸦片战争前清朝的闭关政策讲起，直到清朝被推翻后民国初期民族资本的兴起。西方经济史一课主要讲述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问题。

后来，北京大学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又有所增加，这时我已经毕业留校了，但能有机会继续旁听我在大学期间没有听过的新课。关于经济学说史方向的新课有：罗志如教授、胡代光教授和范家骧教授共同讲授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他们把凯恩斯以后的西方经济学说补上了。新开设的课程还有赵靖教授开设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这些课都使我受益匪浅。

我自1955年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先担任资料员，后来又转入教师系列，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我讲课的范围很广，包括西方经济史、比较经济史、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说史等。我也讲授过政治经济学（包括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资本论》解读。从教学实践中，我深深感到，得益于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课程的地方很多。我至今仍担任“管理制度和管理哲学”和“比较经济史”两门研究生课程。至于为大学生开设的“欧洲经济史”和“西方宏观经济学说史”两门课程，我都转给留校博士生和博士后讲授了。他们在我的帮助下，已能独立授课，并受到学生欢迎，我感到很高兴，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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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着对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的错误倾向

然而，令我感到不解的是，既然对经济学的学习者来说，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如此重要，为什么国内这么多的大学经济系或专门的财经学院却不为大学生、研究生开设经济史课程和经济学说史课程呢？如果是由于要讲授的课程太多，所以就不开设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课程，那么为什么不把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先列为选修课呢？如果是因为能够讲授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教师人数不足，那么为什么不挑选一些有基础的教师到某些已开设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大学去进修、培训呢？只要学校领导重视，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我想，主要原因在于对经济史课程和经济学说史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让我们从西方经济史的学习谈起。

学习欧洲经济史，对我们很有启发的是工业化如何开始的问题。要知道，近代工业或现代工业不同于古代或中世纪的工业。比如说，古代的希腊、罗马和西亚，古代的中国，以及中世纪的意大利各城邦，都有规模较大的造船业、采矿业和毛纺织业。但在当时，设备不是主要的投资对象，工业的发展同自然科学的进步并没有紧密的联系，有些地区虽然也利用了水力、风力和畜力，但这与工业化过程中使用蒸汽机、后来使用电力作为动力不一样。只有从这个角度看，工业化才是人类社会的一场真正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