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前进的坚实基础。中国近代以来，众多的志士仁人对中国教育近代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自隋唐以来，中国的教育主要是围绕着科举制展开的。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强化，科举制的消极作用也越来越大，发展到以“四书”、“五经”为考试范围，导致了整个教育系统的僵化，僵化的教育体制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历史呼唤着能够突破这种状况的人才。身居清政府要职的曾国藩在无意中担当了这种角色。由于历史的一些原因，曾国藩在这一方面的事迹并不为多数人所知。实际上，假如我们不去追求他的主观动机，曾国藩在这一方面的贡献还是比较大的。

引进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

1868年6月1日到5日，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江苏巡抚丁日昌的陪同下，到上海检阅了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洋炮等制造工程。当时陪同视察的容闳向曾国藩建议，附设一所“兵工学校”，招收中国学生肄业，学习机器工程理论，自行培育工程师，不必再假手外人，“文正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容闳后来回忆说:“于江南制造局内附设兵工学校，向所怀教育计划，可谓小试其锋。”（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121）这所“兵工学校”，开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

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西方人士制造机器，根据数字推算，以图纸为根据。然而，由于中西方语言不通，尽管中国人士每天都与机器打交道，但并不懂得制造机器的原理。因此，曾国藩认为，“翻译一事，系制造根本”。1867年，他在江南制造局内特设“翻译馆”。主要译员有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医师玛高温、英国人傅兰雅，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

同治末年，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已翻译书籍数十种。至光绪末，多达170余种，翻译的范围涉及算术、声学、光学、化学、电学、天文、地理、历史、政治、兵学、船政、工程、农学、矿学、商学、医学、格致等各个领域，这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成为清政府创办时间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中心。

曾国藩经营的江南制造总局，不仅成为中国近代的工业基地，而且也成了近代科学技术传播中心。这对推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交流等，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派遣留学生

为培养洋务人才，曾国藩把到西方留学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内，曾经与江苏巡抚丁日昌多次商量，“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曾文正公全集·奏稿·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

曾国藩和李鸿章于同治十年七月联名上奏，请求选派子弟出洋学艺。曾国藩陈述道:选聪颖少年送往西方各个国学校学习军政、船政、测量计算、机器制造等学科。学习时间约10余年，学成后归国。目的是使西人擅长的技术，中国人都能够熟练掌握，然后可以渐图自强。他又说:地理、数学、测量、造船、制造机器等事情，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西方人凡去外国游学，学得长技回国，立即聘入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军政、船政，是与国运攸关的学问。现中国要想仿效其意，精通其法，就要走出国门，选择聪颖的子弟，送往国外学习，致力于讲求技术，实现徐图自强的用意。

对于派遣留学生，众说纷纭。当时，不少人认为，京师设立了同文馆，延聘西人授课；上海也开办了广方言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及自然科学，用不着再选派幼童远涉重洋去西方留学。

曾国藩批评了这些人的短见，强调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设局制造、设馆教学是用来振兴国家的基本条件，而远去外国学习是集思广益之举，能收取更远大的效果。他认为，西方人讲求实际，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学读书，一起探明道理，熟悉那些器械，亲手操作那些技艺。中国企图在短期内购买外国的机器来取得外国的长处，不但财力达不到，而且那些机器根本性的原理无法明白。古人说，要想学习齐国的语言，必须把学习者安置在齐国的庄、岳之间。古人又说，百闻不如一见。这是事物的规律，要想真正学得西方的技术，非派遣留学生不可。

当时，中国派遣留学获得美国官方支持。根据1868年7月28日签订的《中美续增条约》第七条的规定，中国人如果入美国学习，美方给予最优待遇。但是，也有两大障碍:经费和选人问题。于是，洋务派拟定了具体章程12条，其主要内容如下:

1、与美国政府商谈，中国派幼童入美国学校学习，由清政府支付一切经费。

2、在上海设立“留学出洋局”，派员负责，选出幼童在局中培训，准备出国。

3、出洋幼童年龄在12—13岁左右，先派员120名，分四年派出，留学期限15年。

4、留学生学习专业由清政府决定，归国后也由政府具情录用。

5、幼童出洋后听从中国方面的约束，在学习洋文同时兼习中文。

6、拨出留学经费白银120万两，于江海关分拨。（《曾文正公奏稿》，第4卷，P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