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性与修习，是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也是关于人如何成人的回答。各派哲学虽有不同的回答，但都关涉到此。孔子的回答是“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他不是从人性之善恶，而是从能否通过学习和修行改变其天性来讨论，以相近和相远之别，表达了他对人需要和能够学习的信念，肯定了教育的必要性。在他看来，人的天性尽管有差异，但生而知之者极少，连他自己也不是。大多数人是学而知之，唯有遇困还不愿学的人，才难教。基于此，孔子提倡“有教无类”这一至今都有重要意义的教育命题，且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后天的习、修上，主张因材施教、提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如此教育精神确实不能不令人赞叹、敬重，至今仍不失其光辉。

　　论及教育之习修，首先要问的是为成怎样的人而习修。儒家的回答是成君子。君子与小人之别在于德，君子之德的核心是“仁”，即爱人，以己度人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则“勿施于人”。(《论语·雍也》)这些言论，也可看作是对“性相近”的进一步说明，唯有相近方可度、可施，教育影响才有可能实现。同时它表明了成仁需每人从修己做起，唯有立己，才能达人。这与上述“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完全相符。

　　进一步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修己。儒家的传统是主张立志为先，且志要坚定，三军不可夺。所谓志，就是人生的价值取向。孔子自述在十五岁时就立下终身学仁礼之志，即志于学。在孔子那里，学与习是相关相联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是《论语》首章的第一句并非偶然。值得提出的是，孔子之学并不拘泥于文字，也不只是读书，他更强调的是向周围的人学，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学，在做事中学。这与我们当前一讲学习，就想到读书、做练习大不同。更大的不同还在于，儒家的学习强调思考、反省、体悟，使所学转化成为自我精神世界的构成；同时还要求将自己的人生信念躬身践行。唯有以身作则，方可以达到自立立人。这是一个完整的内外而内、再由内而外的学习做人的过程，完善自我的过程，终身发展最后达到生命自觉的过程。孔子用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描述了这一过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正如牟宗三所述，中国哲学“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在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来安顿我们的生命”[3]。这是中国哲学传统对当前我们的教育最有校治和提升价值的学习观与教育观。

　　正是基于天人合一蕴含的教育智慧、以人生为对象的修习的启发，我们提出了创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对“教育”一词作了中国式的表达，“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我们将有关教育的探究，集中到人之终身发展的过程，即经教育与自我教育，个体逐渐由外而内、由内而外，最终实现自觉把握人生命运的转化、生成过程。

　　三、由思维方式独特引申出的教育智慧

　　中国哲学传统中给教育以智慧启发的方面，集中表现在认识事物之方法论的独特上，具体表现在有关如何处理人生各种不同遭遇的论述中。它更深入生动地呈现出中国哲学传统对人生的把握与关切的特质。

　　智慧虽然与知识、经验有关，但它绝不等同于知识与经验。智慧是人在情境、事物变化的过程中，在遭遇意外、陌生乃至处于危急状态下，迅速生成的、与常规不同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智慧，往往由情境所激发，主体因善于综合把握问题的性质与关键，果断作出判断与决策而显现；它是人经历多种人生实践后经验的化成式积聚，也需要人有面对陌生情境既冷静又不退缩的精神力量。中国哲学传统中重智慧胜于重知识与经验，这同样也是世间人生哲学价值取向的重要特征，它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了中国哲学传统中思维方式的独特。

　　因受篇幅所限，本文不能就中国哲学传统中的智慧展开论述①，只能作如下简要的概括式表达。

　　首先，就思维方式而言，是综合思维。面对事物，它着力于整体与关系的认识，是具象与抽象的统一，而非肢解整体，作元素分解、还原式的抽象。这种思维方式最基本和稳定地存在于中国独有的方块文字中，且因它是每个中国文化人认识和使用的基本工具，以几千年的延续，影响了世世代代中国人的思维。有脑科学研究者甚至认为，使用汉字对大脑会产生结构性的影响。汉字表面看来一个个独立，但每个字都遵循一定的结构形式，包括空间结构、笔顺结构、偏旁部首结构、音形义结构等。每个字都是多种结构的不同整合。因此，中国儿童的识字过程，不仅是认识一个字，而且可以是一个学习结构、培养结构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和独立识字能力的过程。当然，这要有懂得汉字结构规则和善教的好老师来教。上述特征还表现为中国哲学传统的哲理表达常用比喻或寓言，这些寓言还精炼为成语，如“刻舟求剑”、“愚公移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