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我国小学“三点半难题”是教育改革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产物，是在为中小学生减负、规范中小学管理过程中衍生出的教育性问题，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社会性难题。为应对“三点半难题”，现阶段主要形成了无人看管、老人接送、课后托管和父母接管四种办法。但这些办法非但没有彻底解决学生“监管真空期”的难题，反而引发出交通安全、食品安全、教育负效果等新问题。综合治理“三点半难题”，必须在思想层面秉承教育公平的理念，明确其公共福利的性质定位；在制度层面形成以政府担当为主导，以公立学校为主体，支持校外机构发展，社会成员广泛参与的多元治理体系；在实践层面以学生发展为目标，合理确定课后服务内容形式，坚持动态监评；形成思想、制度、实践层层推进，学校、家长、政府、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

　　关 键 词：“三点半难题” 学校管理 学生管理 课后服务 课后托管

　　2009年，为规范中小学管理，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加强中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的指导意见》，要求学校“科学安排作息时间，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1]，这一规定严格控制了学生的在校时间，纠正了各种侵占学生休息时间的做法，减轻了学生的学业负担。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女性投入到工作岗位，小学生下午15：30至16：30的放学时间与父母17：30至18：30的下班时间差成为中小学校和家长的“三点半难题”。

　　一、“三点半难题”的应对现状

　　笔者通过对湖北省武汉市部分小学的调研以及与多位学生家长访谈发现，对于“三点半难题”，家长们主要形成了四种应对策略，按安全性和教育性从低到高综合排序，依次为无人看管、老人接送、课后托管和父母接管。

　　据统计，城区无人看管、老人接管、课后托管和父母接送的学生比大致是2∶3∶3∶2。卫晨翔对太原市四所小学的二、四、六年级的家长和教师进行的问卷调查与访谈发现，在孩子的接送问题上，“由家中老人接送最为常见，占比约35％；由父母接送孩子上下学的为21％；家中不能接送孩子而不得不委托校外托管班接送的为18％；而由学生自己上下学的约占23％，还有3％的学生由父母雇佣的保姆或钟点工进行接送”[2]。可见，“三点半难题”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亟待解决的社会性问题。

　　二、“三点半难题”应对乱象产生的问题

　　当前“三点半难题”的各种应对策略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由此不仅没有彻底解决学生“监管真空期”的难题，反而引发了更多新的问题。

　　首先是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包括交通安全和饮食卫生安全。由于小学生的安全意识不强和自我保护意识较弱，无人看管的儿童放学后独自回家或独自待在父母工作地点，导致遭遇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大增。食品卫生安全也不容忽视，课后托管的“小饭桌”模式主要是给学生到点提供饮食服务，代替学生父母行使一段时间的监护权，但“小饭桌”托管班多数属于纯粹的家庭作坊式经营模式，没有被纳入工商部门的监管范围，属于无证经营状态，从业人员多为下岗或退休人员，有些甚至没有健康证和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

　　其次是极易产生教育的负效果。小学生的判断力差且好奇心强，他们极易受到各种诱惑，无人看管的学生放学后受到周边形形色色商铺的吸引，不免驻足逗留；由于隔代亲，老人们也往往对孙子孙女的要求听之任之，于是玩手机、上网、打游戏就成了被老人接管学生的主要课后活动，学生没有明确的学习和作息规律，“受年龄、教育程度、家庭形态以及教养态度的影响，祖父母面对儿童的学业或行为问题充满了无奈和无助”[3]；另外，有些课后托管班打着兴趣班和作业辅导班的旗号，实则对学生进行着变相的补课，增加了学生的课业负担，使学生厌学，更是得不偿失。

　　三、“三点半难题”的综合治理

　　(一)思想层面以教育公平为理念，明确其性质定位

　　一直以来，对于“三点半难题”的性质定位模糊，导致了权责归属不清、制度缺失、监管缺位等问题。

　　因此，治理“三点半难题”的第一步就是要秉承教育公平的理念，明确其性质定位。“三点半难题”是我国教育改革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协调的产物，是在为中小学生减负，规范中小学管理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教育性问题，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社会性难题，所以“三点半难题”具有多重性，它不仅仅是关系到学校教育的问题，还是关乎每个家庭的问题，更是具有社会性质的难题。“政府作为公共权力主体和维护公共利益的代表，在实现教育公平中负有重要的责任”[4]，“为每一位儿童提供普惠性、高质量的儿童课后照顾与服务，也是减少并逐渐消除儿童课后接受教育与照顾的不公平现象、降低儿童因课后资源缺失而对未来学习和发展产生不利的重要途径”[5]，我们应当秉承教育公平的理念，将“三点半难题”的解决纳入公共服务体系之中，把“三点半难题”的治理定位为提升社会成员幸福感和获得感的民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