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庄稼”

　　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幼儿教师，年近80的祝士媛聊起学前教育来声音爽朗，幽默不断。她说，不要照搬国外的理论，中国的土地上要长自己的“庄稼”。幼儿教师发不了财，但不该是“低处”。

　　文 | 本刊记者 刘超

　　声音洪亮，思维敏捷。年近80的祝士媛看起来，一点儿也不服老。

　　1949年，还是初中生的祝士媛，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这是她引以为豪的回忆。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幼儿教师，祝士媛常被问到“中国的幼儿教育属于什么派别”，她说是“中国派”——从苏联的底子走来，又渐渐吸收了西方的理念。这看似简单随意的答案，实际是时代风云际会里的一个缩影。

　　不照搬是历史的教训

　　上世纪50年代，在北京市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北师”）幼教科就读的祝士媛亲眼见到一件尴尬的事儿。教育部请来的苏联专家来学校听课，看见学生笔记中提到了蒙台梭利，顿时暴跳如雷。要知道，从清末起，蒙台梭利等西方的幼教理念就被引入中国，这并不稀奇。但苏联专家大叫：“在社会主义国家讲帝国主义教育家，简直是犯罪！”教授这门课的留美老师无法接受这样的字眼，旋即辞职。

　　理论是否有阶级性？这在当时是个话题。1953年上半年，临近毕业，学校才请了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的教师讲授苏联的幼教理论。每周六，祝士媛还去教育部听苏联专家的讲座。

　　祝士媛诧异，“前一年还在听西方，后一年就开始听苏联。中国人的理论也没人敢讲了，张雪门去了台湾，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在1951-1952年被批判得一塌糊涂。”陈鹤琴是她特别推崇的教育家，“他贡献特别大，他的一套理论没有照搬美国。把杜威的东西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了” 。

　　和西方理论的待遇类似，中国传统学前教育大家的理论也因为种种原因被摒弃。学前教育界进入一个全面学习苏联的时代。祝士媛后来遗憾地感叹，“把西方的丢了，把中国传统的也丢了”。

　　1953年毕业后，留在北师附属幼儿园任教的祝士媛，开始按照苏联的《幼儿园教养员工作指南》备课，一直到1958年中苏开始交恶。

　　“回过头来，我们这一代搞幼儿教育的对苏联的方法非常熟悉。”祝士媛认为，中国幼儿教育底子最深的东西就来自苏联，“《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幼儿教育的五大领域就来自苏联分科教学的六门课程。”

　　“全盘苏化”的弊端在日后显现出来。祝士媛回忆，“当年不加分析地废除了原先的单元教学，全部改为苏联的分科教学。虽然分科教学注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幼儿进行教育，但不够重视幼儿的兴趣，还埋下了后来小学化倾向的祸根。”

　　亲历这段历史的祝士媛加重了语气说：“我们必须吸取过去的教训，历史已经证明，照搬是不成功的。因为任何一种教育思想和课程模式，都有它的历史背景和人文环境。各国有各国的土地，在中国土地上还是要长自己的‘庄稼’。”

　　“庄稼”是需要外来的阳光雨露和肥料的。改革开放以来，苏联理论的热潮消退殆尽，西方的幼儿教育思想和各种课程模式不断地被介绍到中国来，不少理念被吸收进官方文件中。祝士媛翻阅着手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幼儿教育重要文献汇编》，“你看，这句‘在原有水平上成长’就是学西方的。”

　　历史仿佛进入了一个循环的轨道，当初被苏联专家斥责为帝国主义教育观的东西，在中国慢慢“平反”了。

　　祝士媛赞同博采众长的学习，但她对当前矫枉过正的做法，又心生忧虑。“不照搬苏联了，却有人机械地照搬来了蒙台梭利”。

　　有一次祝士媛去开会，对方自认在蒙台梭利教育上做得不错，还赠送了一份示范教学录像带。录像带中，坐着的小孩儿要站起来，两只手得平放，再把椅子往里一推，极其刻板。祝士媛评价道，“一点儿活泼劲儿都没有”。蒙氏教育起源于意大利，最初针对的是智力缺陷儿童。现在在中国，很多幼儿园是学习蒙台梭利的示范园。“有些做得很好，蒙氏确实有很多内容值得学习，但如何本土化，必须好好研究”。

　　说“人话”，用幼儿的语言和幼儿交谈

　　祝士媛曾任世界学前教育组织中国委员会主席，目前担任中国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顾问、新加坡智源教育学院高级华文教育顾问、马来西亚《孩子》杂志顾问。走过不少国家，也跟国内外同行交流了不少看法。

　　如何把国外好的东西嫁接到中国的土地上，她的观点是：不可照搬，以我为主，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