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观点也映照出钱先生后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疼惜与执著。

内容简介

《楼廊闲话》以关怀社会和人生问题为主旨，探讨在西方文化强烈冲击下，中国人应守和必守的常道。涉及教育、做人、幸福等方面，包含诸如守旧与开新、奖励与惩罚、人的尊严、职业精神之类的话题。

《楼廊闲话》中内容由作者钱胡美琦与钱穆先生在日常闲居中交流切磋而来，其观点也映照出钱先生后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疼惜与执著。

 作者简介

钱胡美琦（一九三零——二零一二 ），江西南昌人。一九四九年随家至香港，成为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学生。一九五零年迁居台湾。一九五二年入台北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毕业后再至香港。一九五六年，与钱穆先生结为伉俪。一九六七年，随钱穆先生定居台北士林外双溪素书楼。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曾在中国文化大学讲授中国教育史，后与钱穆先生共同创办素书楼文教基金会，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与普及。一九九一年，召集成立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禅心于全集的整理出版工作。个人著述主要有《中国教育史》《楼廊闲话》等。

这几天在报上看到有关一北商专校长痛于学生犯错不知惭愧，自己带头，向国旗及国父遗像下跪忏悔一事引起社会不同议论。报导中说：“有人认为这事有伤学生自尊心及体面，有人认为政府曾三令五申禁止学校体罚学生，校长的作法无异是一项严重的错误，采用下跪更是错误。”读后感触良多，引起我们夫妇“闲话”，特以“人的尊严”为题，谈谈我们的管见。

人的尊严，应该分三层讲，一是“生命”的尊严。生命赋自天地大自然，飞禽走兽，对其生命，各有尊严，人有他的生命，即有他的尊严。我们不能无端抹杀某一生命的尊严。但在人的世界里却更有一个“人格”的尊严，照中国人传统的讲法，这是“人性”的尊严。

“人格”二字是西方人所使用的，实际上，人格尊严是紧接着生命尊严而来。有一个人格即一个生命，我们要保障其生命，连带及于其财产等一应具体事项，其保护方法，则凭法律。所以西方人讲“人格”，实际上是一法律名辞。每个人都有他的人格尊严，如果他犯了罪，损害了他人的生命及财产等，定要经过审判由法律来裁决他的罪，这是西方文化传统如此。但我们东方传统并不认为每一人格都有他“无上”的尊严。中国人在人格尊严上更看重“人性”的尊严，这与西方人讲人格尊严有所不同。

“性”是天生的，一个生命有一个性。可是生命是发展的，从婴孩到幼年、青年、中年、老年，生命发展，人性也随之发展。发展人性，应有一更高的理想，要待“人性”的发展达到了某一个阶段，才始完成他“人格”的尊严，亦完成了他“生命”的尊严，这是有关教育上的问题；因东西双方对人生看法不同，所以西方人从开始就看重“法律”，而东方人从开始就看重“教育”。可以说，法律是保障生命的，教育是培植人性的。培植人性，也可说即是培植生命，培植人格。因为人性就在人的生命里，就在每一人的人格里。

例如一盆花，一棵树，一枝一叶须我们的修剪，甚至一枝上三朵花苞，有时得修去两朵，好使这棵树这盆花长得更像样，开起来更悦人，难道这会违犯了花树生命的尊严吗？毋宁是说，相反的，这是要更完成花树生命的尊严。因为在修剪过程中，加进了人的一番理想，即所谓“文化的理想”，中庸上所谓“赞天地之化育”。中国人说这一番理想，也即是天的理想。在天的理想下，要经过人文来培植，来成长。换言之，天的理想要经过人的培植与完成，才见其尊严。有天无人，一任自然，即无尊严可见。

譬如我们布置一个园林，栽了这棵树，旁边别的树便该取消。种了这棵花，旁边别的花也要取消。其它的杂草杂树都要取消，要使所培植的每一棵树，每一棵花都完成了它的尊严，这一个园林也有了这一个园林的尊严，不该任杂草丛生地乱长，一任自然，甚至可无花树，也无所谓园林布置了。

栽树种花布置园林如此，人的教育也一样。在学校教育之前，先要有家庭教育。小孩生在家庭中，有他生命的尊严。他虽是一小孩，也有他人格的尊严。但是这个“生命”与“人格”，还需要人类的文化教育来培植，来完成。譬如说，小孩在家应懂得“孝”，这不是父母私心要小孩如此。“孝”是一种天性，小孩懂得如此才像样。

子女生在一个家庭里，懂得对父母尽孝，这个家才是一理想的家，这个小孩才是一理想的小孩。孩子不孝，做父母的就得指点他，教训他，要他孝。这孝道，从小就需培养。譬如一家人同桌吃饭，这小孩不顾父母兄姊，一人肆意先吃，这便是不孝不悌，父母兄姊就该加以制裁，要教他等待父母兄姊先下筷子才跟着吃；这并不是损害了孩子的尊严，正是要培植完成他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