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所仅存在过8年的大学,却是数代读书人心中的珠穆朗玛峰
2018-12-13 05:48 来源:陈晟老师 学术 /历史 /大学
原标题:这所仅存在过8年的大学,却是数代读书人心中的珠穆朗玛峰
很多大学在新生入学时会开设“大学第一课”,在课上,老师经常会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心目中好的大学是什么样的?”,有人会说“学术自由”,有人会说“民主科学”,更多的人则会引用清华大学曾经的校长梅贻琦的话作为答案:“大学者,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历史上有过这么一所大学,它是战时临时联合组建的,却大师云集;它仅仅存在了8年零11个月,却成为几代人甚至90后、95后大学生心目中中国教育史上难以超越的“珠穆朗玛峰”,它就是“西南联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全面侵华。11月,华北沦陷。
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三所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日寇燃起的战火中南迁,1937年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迁至昆明,1938年4月2日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内三所一流大学的校长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委员会三常委”的身份共同领导这所战时联合大学。
这所战时联合大学堪称当时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何以见得呢?
先看豪华的大师阵容。
当时的西南联大集中了大半个中国学术圈的顶级精英和名家大师。举个例子,金石学家容庚的长女容琬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时,收到了许多老师为其所作的毕业留言册,作者包括闻一多、陈寅恪、朱自清、吴宓、钱穆、蒋梦麟、罗常培、吴晗等,几乎都是西南联大文、史、哲学系一流的教授,而这些在中国学术史上赫赫有名的人,在当时无非就是西南联大那些从大一到大四的本科生的教师。
当时所有的国文系教授,一年级都开两个礼拜的课,诗词歌赋、古今中外都有,翻译家许渊冲(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觉得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国文课。
再看大师们在昆明时期卓越的学术成就。
联大创办初期,条件非常艰苦。闻一多在给妻子的信中写到:“快一个月了,我没吃过茶,每天喝白开水”;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华罗庚找了间猪圈牛圈顶上有个堆草料的棚子作住处,晚上在一个香烟罐子上放一个油盏,摘些破棉花做灯芯,就算是灯;大家吃的饭被称为“八宝饭”,除了红米、稗子、谷子、麸皮,还有石头子、老鼠屎;气象学的课上连最基本的温度表和量雨筒都没有,李宪之教大家用手指蘸水来感应风向,手指凉的方向,就是风向……
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王力出版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之作《中国现代语法》,吴大猷写成《多分子的结构及其振动光谱》,吴宓用英文写作《世界文学史大纲》,汤用彤写成《中国佛教史》、《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赵九章写成《大气之涡旋运动》,周培源写成《湍流论》,华罗庚完成了第一部学术专著《堆垒素数论》,多年以后他被称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汤佩松和王竹溪合作1941年在美国发表了关于细胞的的论文,被国际公认是植物生理学上的一项重要的理论贡献。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所在抗战时期成立的大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其中有许多是蜚声中外的一流科学家。比如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杨振宁,11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8位来自西南联大,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81位院士中有26位来自西南联大,1955年中国科学院473位自然科学部委员中有118人出身于西南联大,两院院士中西南联大师生占了164人,还有 6位国家最高科技将得主,以及一批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
据统计,1938年至1946 年间先后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学生约八千人,然而最后拿到西南联大文凭的毕业生只有两千余人,这两个数字的差别说明,西南联大能够考入,但不见得可以毕业。清华大学教授、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回忆到:“西南联大有个规定,你课程不及格,不得补考,必须重修。不及格的分数达到多少,就要除名。你必须学到一百三十二个学分才能毕业”、“西南联大非常重视体育,如果你有体育课八次缺席,这一学期体育课就不及格。八个学期的体育课,一个学期都不能差,差一个学期,到毕业的时候不让毕业”、“那些莘莘学子、流亡学生,跑那么远来读书,成绩要是不好,学校说开除就是开除,让你退学就是退学。它还是很严格的,它并不放宽标准。”由此可见,西南联大的美誉不仅是靠一流大师们赢得的,也有在这种“严出”的模式下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们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