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家庭、每个学校、每个国家，无不希望把最有价值的知识传授给孩子，传授给下一代。可是什么知识是最有价值的呢？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由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课程主张和课程政策。

历史上第一个明确地提出并回答这个问题的，是英国教育家、思想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他的回答明确而坚定：“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致的答案就是科学。这是从所有各方面得来的结论。为了直接保全自己或是维护生命和健康，最重要的知识是科学。为了那个叫做谋生的间接保全自己，有最大价值的知识是科学。为了正当地完成父母的职责，正确指导的是科学。为了解释过去和现在的国家生活，使每个公民能合理地调节他的行为所必需的不可缺少的钥匙是科学。同样，为了各种艺术的完美创作和最高欣赏所需要的准备也是科学。而为了智慧、道德、宗教训练的目的，最有效的学习还是科学。”

110多年前斯宾塞提出这一观点时，科学在教育中还没有什么地位，当道的是神学、史学、文学，所以有点振聋发聩的味道，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曾说斯宾塞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先锋”。

进入科学时代以后传授科学知识自然是没有障碍了，可是，什么是科学的、最有价值的知识呢？

具体的知识 vs. 抽象的知识

说到知识，人们一定会想到培根，他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可是要回答什么知识才有力量并不简单。在西方历史上曾经有过一场持续近300年的“唯名”与“唯实”之争。

唯名论认为，共相（理念、种属）才是知识的本质，它可以独立于并且在逻辑上和时间上优先于具体个别的可感事物而存在，可感的事物只不过是对共相的一种模仿和分有；而唯实论认为，具体可感的事物才是最要紧的，共相并非独立于而只是寓于可感事物之中，并且在逻辑上和时间上都要后于可感的事物。

简单地说，唯名论强调抽象的思维和事物背后的本质，而唯实论强调的是直接感知和亲身体验的事物、经历。反映到教育上面来，就表现为强调知识本身的传授还是强调借知识培养普遍的能力。

中国古代进行的是六艺教育，即礼、乐、射、御、书、数，关注的是具体的行为规范、技能技巧的学习训练；而西方古代进行的是三艺教育，即逻辑、语法、修辞，注重抽象能力的培养。

在西方教育的传统中拉丁文被认为是一种训练记忆和逻辑能力最好的工具，所以在拉丁文作为一种语言功能已经严重衰落时，依然是西方贵族教育的重要课程，直到19世纪后期才日渐式微。

1957年前苏联首次发射成功了人造地球卫星，美国朝野震动。教育变革、课程改革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扭转了进步主义碎片化教育的格局，提出了“新三艺”即数学、科学、外语课程的教育，提高了教材难度，强调通过发现式教育，培养卓越人才以适应国家竞争的需要。

而前苏联走的是强调知识本身的教育路线，强调知识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用凯洛夫教育学的话说，“只有用全人类的知识武装头脑才能建成共产主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曾经有过一场知识与能力的大讨论，一直到几年前华东师大和北京师大的教授还有过一场关于知识和能力的激烈辩论。

一位教授强调知识如同一砖一瓦，知识是基础，能力的大厦是靠知识的一砖一瓦建设起来的；另一位教授强调，一砖一瓦放在那里永远是一砖一瓦，只有整体设计好大厦的结构，砖瓦才能发挥作用，至今余音绕梁。

进入新世纪后，面临着迅速变化、日益复杂而又无法预测的世界，美国提出了21世纪技能教育的主张，欧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了核心素养的概念，都是强调人类唯有掌握能够融会贯通的关键能力才能决胜未来。

我国正在进行高中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这次修订的主导思想就是以核心素养为统领。

以前我们强调双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后来强调三维（知识能力、情感态度、过程和方法），核心素养强调的则是运用所学的知识、观念、思想、方法，解决真实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关键能力和优秀品格。

如何把知识化为智慧，把知识化为方法，把知识转化为人格，这是教育的新命题。

实用的知识 vs. 经典的知识